终于

“看见我吃了一惊？”尼古拉斯·普拉特说。他把手杖放在火葬场的地毯上，双眼盯着帕特里克，眼神略带没来由的蔑视。这是他一个早就不再管用的习惯，但是已经来不及改了。“我现在简直成了一个到处赶追悼会的人，在我这把年纪免不了这样。没必要坐在家里胡乱嘲笑那些写讣告的小年轻们无知的错误，或者干脆只知道计算每天死了多少同龄人，从中找点单调的乐趣。不！人们应该懂得‘赞美生命’：看那，看那个老刻薄鬼同学走了，他们说他活得很带劲，但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这一类事情。要全面地看待一个人的成就。嗯，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都不怎么叫人感动，最后这些日子有种交响乐团的轰动效果，当然还有很多令人恐惧的事情。每天奔波着从医院的病床到追悼会上的席位，就这样来来回回，叫我想起那些每隔一星期就会撞上岩石的油船，还有沙滩上成群垂死的鸟儿，翅膀并拢，眨巴着黄色无神的眼睛。”

尼古拉斯朝屋内扫了一眼。“没多少人，”他嘀咕了一声，似乎是在准备描绘别人，“那些人是你母亲一起信教的朋友吗？太出格了。你会怎么形容那件西服的颜色？奶油茄子色？我也要去亨茨曼[1]做一件这样的。什么意思？你没有紫色的？在埃莉诺·梅尔罗斯家那次，每个人都穿着一件。马上去定做一大堆！”

“我猜你姨妈马上就要到了，她那张脸在那些紫茄子中看上去就会太熟悉了。我上周在纽约见过她，很高兴告诉你，是我第一个告诉她你母亲不幸的消息。她哭了起来，要了一份男士三明治来吞下她第二顿减肥药丸。我有点同情她，让布朗德家邀请她去吃晚餐。你认识弗雷迪·布朗德吗？他是当下排在末位的亿万富翁。他父母基本上是侏儒，像拇指汤姆将军和太太那样。过去他俩走进屋子时总是非常招摇，然后消失在一张靠墙的小桌子下面。芭比·布朗德有点一本正经，一些上了年纪、糊里糊涂的人会这样。她竟然打算写一本有关立体主义的书，放着那么多可笑的题目不去写。我觉得都怪她想要做个完美无缺的太太。她知道过去每逢她过生日，弗雷迪会紧张成什么样子，但是幸亏她如今有了这个新的嗜好，他只需要让苏富比给他打包一幅那个超级冒牌货毕加索叫人恶心的画就行了，一个女人长了张一片西瓜那样的脸什么的，他知道她会乐得不行。你知道芭比对我说什么吗？想想吧，在我吃早餐，几乎没有防备的时候。”尼古拉斯换了付假嗓子：

“‘布拉克晚期那些神圣的鸟儿其实只不过是天空的拙劣代替品。’”

“‘真是个好代替品，’我说，被第一口咖啡给呛住了，‘比一台割草机或者两块木柴要好得多，表明他完全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素材。’”

“说真的，你看，我会用尽最后一点智力来抵抗这种命运，除非阿尔茨海默博士先生来换了班，那样的话我就要写一本书谈谈伊斯兰艺术，说明为何戴头巾的人一直比我们要文明得多，或者厚厚一本书谈谈我们多么不了解莎士比亚的母亲，不知道她居然是天主教徒这样天大的秘密。反正是这一类严肃的内容。”

“总之，我怕南希姨妈对布朗德夫妇很厌烦，要做到绝对地喜欢与人交往同时又完全地不要朋友，肯定很不容易。可怜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让我最吃惊的是——除了南希那活生生的自我怜悯，她还好意思装着那是痛苦——让我最吃惊的是这两个女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姨妈，她们现在，过去，——看看我这辈子都花在时态上颠来倒去——都是道地的美国人。她们父亲同苏格兰高地的关系过去——说实话——完全不稳定，你外祖母抛弃他之后，他几乎就不再来了。他战争年代都在拿骚同温莎公爵这些白痴混在一起；战后又在蒙特卡洛，最后就在怀特酒吧混日子。那群人一辈子每天从中饭开始到上床这段时间都喝得昏天黑地，在他们里面他算是最迷人的，但是当父亲就很让人吃不消了。一个人醉到那种程度基本上就是在拥抱快要淹死的人。喝酒那样子让他的伤感情绪奇怪地爆发二十分钟，绝对比不上我那种坚持不懈的自我牺牲式的善良，让我努力去做个好父亲。不过我承认结果好坏掺半。你知道，阿曼达有十五年没同我说过话了，都怪她的心理分析师，让她本来就不怎么聪明的脑袋瓜子里面装满了关于过分溺爱她的老爸的弗洛伊德那一套。”

尼古拉斯响亮的说话风格渐渐变成了越来越急促的低语，他一心想要坐得笔直，结果弄得布满青筋的双手上的指关节都发白了。“嗯，亲爱的，等下仪式结束后我们再聊一会儿。看见你状态这么好简直太棒了。请节哀，不过如果说真有‘仁慈的解脱’这回事的话，那便属于你可怜的母亲。我老了，差不多变成了南丁格尔一样的人物，但即使是‘提灯的女士’，在那个可怕的废墟前也会打退堂鼓的。在让我奔往成为圣人的路上，这肯定会起到点刹车作用，但我还是更情愿拜访那些还能够听听骂人话，喝上一杯香槟的人。”

他似乎打算离开，但又转回身来。“尽量不要抱怨钱的事情。我有一两位朋友也曾经把这件事情搞得一团糟，结果在国家医疗服务病房里等死，那里的雇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佬，不得不说我对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感触良深。你看看，钱有什么用，除了有钱的时候花钱，没钱的时候抱怨？那是一种很有限的商品，大家却为它付出了太多情感。其实我的意思是还是抱怨没钱吧；至少钱还有这么点作用：解解怨恨。那些到处行善的人有时候埋怨我心理太阴暗，野兽四伏，可我需要这些阴暗的野兽来排解阴暗，变成野兽。再说，你的家族在这方面过足了瘾。现在怎么样了？整整六代人，不光是长子，子孙后代每个人都基本上闲着不干活。他们有时可能装装样子在工作，尤其是在美国，每个人都要有间办公室，哪怕是转着椅子，双脚跷在办公桌上半小时等中饭吃，但根本就没必要这样。你同你的孩子肯定觉得跻身其中很带劲，虽然我自己没这种体验，天知道如果我不把时间分别用在城里和乡下、国内和国外、老婆和情妇之间的话，我会怎么打发这辈子。我把时间分开来用，现在时间把我分开了，对不对？我要再去仔细研究一下围着你母亲打转的那些宗教狂热分子。”

尼古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也懒得假装指望帕特里克除了默默地听得入迷，会回应他。

等帕特里克回想起疾病和死亡如何撕碎了埃莉诺那些不堪一击的江湖宗教幻想时，尼古拉斯说的“宗教狂热分子”在他看来就更像是轻易上当受骗的逃避兵役的人了。在生命将尽时，埃莉诺被无情地塞进了一个自我认识的速成班，一只手拿着“电动玩具”，另一只手里只有拨浪鼓，面临最险峻的挑战：不出声、不动弹、没有性、没有毒品、没有旅行、没有钱花，几乎没任何食物；只能默默无声地独自思索，如果可以用思索这个词的话。也许她觉得是思绪在思索她，就像饥饿的捕食者那样。

“你在想她吗？”一个轻柔的爱尔兰口音在问。安妮特把一只安抚的手放在帕特里克的手臂上，善解人意的脑袋往一旁偏了偏。

“我在想生活只不过是我们所关注内容的历史，”帕特里克说，“其他都是包装。”

“噢，我觉得这么说太苛刻了，”安妮特说，“玛雅·安吉罗说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的影响力，无论我们让他们感觉好还是坏。埃莉诺总是让别人感觉好，这是她给世界的礼物。哦，”她突然兴奋地说，抓紧帕特里克的上臂，“我是在来的路上才想到这个的：我们在莫特雷克火葬场[2]送别埃莉诺，猜猜看我带了什么在向她告别时读给她听。你永远猜不到。《湖上夫人》。这是部亚瑟传奇式犯罪小说，事实上不怎么好，但是很对路，对吧？湖上夫人对‘死亡’湖，考虑到埃莉诺同水的关系以及她对亚瑟传奇的喜爱。”

安妮特如此相信自己说的话具有安抚作用，这令帕特里克感到震惊。他感到恼火的情绪被绝望所取代，想想他母亲竟然会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些道地的傻瓜中间。她这么坚决地想要躲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谁知道为什么一个火葬场同一部糟糕的小说会在名字上隐约有点相似？”帕特里克说，“如此不可理喻，倒有点吸引人。告诉你谁会看重这种联系：看那个拿着根手杖的老头，去告诉他吧。他喜欢这一类事情，他名叫尼克。”帕特里克隐隐约约记得尼古拉斯痛恨这个名字的简称。

“谢默思向你问好。”安妮特说，就这么被人打发了，也没有不高兴。

“谢谢！”帕特里克鞠了个躬，努力不让自己夸张的毕恭毕敬失去控制。

他在干什么？这些都早就过时了，同谢默思和他母亲的战争早就结束了，现在他成了孤儿，一切都完美了。似乎他一辈子都在等待着这种完满的感觉。虽然这个世界的奥立弗·退斯特们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他花了四十五年才达到的境界，但是有幸被班布尔和费根带大，而不是被戴维·梅尔罗斯和埃莉诺抚养成人，肯定会削弱一个人的人格。耐心地忍受潜在的致命影响，这才造就了今天的帕特里克，他独自住在一个单间公寓里，最后一次造访普利奥里医院抑郁症病房的自杀观察室才不过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在反叛的青年时代当了瘾君子之后，现在居然会有震颤性谵妄，屈服于酒精的平庸，这真让人觉得太对得起祖宗了。他身为律师，如今很不情愿违法自杀。酒精的感觉很深沉，在血管里嗡嗡作响。他依然记得五岁那年在蒙特卡洛赌场花园的棕榈树丛和红白两色的花坛中骑驴，祖父坐在一张绿色长凳上控制不住地发抖，锁在阳光里，一条污迹慢慢地在他剪裁完美的珠灰色长裤上扩散开来。

因为没有医保，帕特里克只得自己掏钱去住普利奥里医院，在竭尽全力想要康复的三十天内花光了所有的钱财。虽然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三十天时间很短，没有什么用场，但这一个月还是足够让他立刻对一位名叫贝基的二十岁病人着了迷。她看上去像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更有血迹斑斑的剃刀伤痕纵横交错蔓延在她纤细的白色手臂上面。他第一次在抑郁症病房的休息室里看见她时，她一目了然的不快乐像一支燃烧的箭头点燃了他倍感沮丧和空虚的火药桶。

“我是一名自我伤害抵制性抑郁症患者，”她告诉他说，“他们让我吃八种不同的药丸。”

“八种。”帕特里克佩服地说。他自己已经减少到三种了：白天的抗抑郁症药，夜间抗抑郁症药，还有每天吃三十二颗对付震颤性谵妄的奥沙西泮镇静剂。

如果说吃了这么多镇静剂他还能想什么的话，他只能想得到贝基。第二天，他挣扎着从噼啪作响的床垫上爬起来，蹒跚着走去抑郁症支持小组，希望能再见到她。她不在那里，但是帕特里克无法避免加入那一群身穿田径服的抑郁症患者。“说到运动，还是让我们的服装去代劳吧。”他叹口气，倒在最近的一张座椅里面。

一位名叫加里的美国人先这样开了个头：“让我来提出一个设想：假设你被派去德国工作，一位很久没有音信的朋友给你打电话，从美国来拜访你……”在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有关利用别人和忘恩负义的故事之后，他问大家他应该对这位朋友说些什么。“这辈子不再同他们来往，”性格阴郁暴躁的泰里说，“有这样的朋友，你都不需要敌人了。”

“好吧，”加里说，故意拖延了一会儿，“如果我告诉你说这位‘朋友’是我母亲，你会怎么说？为什么这样一来就不同了呢？”

震惊在这一群人中蔓延。有个病人的母亲周日来过，并且还带他出去买了一条新裤子，打那以后他一直“欣喜若狂”，他说，加里绝不能抛弃自己的母亲。而另一位名叫吉尔的女人“刚在河边走了一大圈，本来不想再回来的——嗯，这么说吧，我还是回来了，全身湿透了，我对我爱得不行的帕加齐医生说，我觉得这同我母亲有点关系，他说：‘我们根本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吉尔说，加里也应该像她一样，不同母亲来往。这一次小组讨论结束时，那位明智的苏格兰主持人试图为大家抵挡这一阵七嘴八舌、以自我为中心的疾风暴雨。

“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何我们的老妈都擅长找到那颗令我们发作的按钮，”他说，“我的答案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她们放在那里的’”。

大家都阴郁地点头，帕特里克自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带着更多绝望：自由，摆脱依赖、条件反射和怨恨的强权控制，那会意味着什么？

支持小组讨论之后，他看见那位缩着肩膀、违规吸烟、赤着双脚的贝基从洗衣房那边的楼梯上走下来。他跟随着她，看见她倒在楼梯上，硕大的眼睛满含泪水。“我痛恨这个地方，”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出去，他们说我态度不好。但是我不肯起床是因为我非常抑郁，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不敢回到父母亲那里去。”

她这是在哭着喊着求救，为何不同她逃跑去自己那个单间寓所？她是还活着的人里面少有的一个比他还想自杀的人，他们可以一起躺在床上，两个逃离普利奥里医院的难民，一个不断抽搐，另一个不断划伤自己。为何不带她回家，让她帮自己结束一切？包扎她最蓝的静脉，亲吻她泛白的嘴唇。不不不不不，他太健康了，至少是太老了。

这些天他只有特地去想才能记起贝基。他常常眼看着自己的痴迷无数次像脸上的红潮那样涌上来，他什么都不做，又看着它淡去。成为一个孤儿就像一股上升的热流，这种新的自由感可能会随之不断攀升，如果他有勇气不对它呈现的机会感到惭愧的话。

帕特里克顺便去看看尼古拉斯和安妮特，很好奇他的从中斡旋起到了什么效果。

“站在坟墓或者焚烧炉边，”他听见尼古拉斯在指导安妮特，“重复这些话：‘再见，老东西。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要死，很高兴死的是你！’这是我的精神练习，欢迎你采用，把它放在你那笑死人的‘精神工具箱’里。”

“你的朋友绝对是个无价之宝，”安妮特说，她看见帕特里克走过来，“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住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里，世界也爱你，尼克。”她安慰尼古拉斯，把一只手放在他直往后缩的肩膀上。

“我先前引用过比贝斯科，”尼古拉斯甩了一句话过去，“我要再引用他一次：‘对于一个人情练达者，世界只是个郊区。’”

“噢，他对什么问题都有答案，是吧？”安妮特说，“我等着他一路玩笑开上西天去，圣彼得喜欢机智的人。”

“是吗？”尼古拉斯说，竟然没了脾气，“关于那个笨手笨脚的社交秘书，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话，好像最高主宰会同意永恒地居于一大堆修女、叫花子和半身不遂的传教士中间似的，让自己可爱的音乐会毁于精神工具箱的叮叮咣咣声和虔诚信徒吹嘘自己在十字架上献身的叫唤声。幸好啊，终于有个明白事理的命令抵达了天国的看门人：‘看在上天的分上，给我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人来！’”

安妮特面带好脾气的责备神情看着他。

“啊，”他说，对帕特里克点点头，“没想到看见你那难缠的姨妈，我竟然会这么感激涕零。”他提起手杖对着南希挥了挥，她站在门口，看上去被自己的傲慢神态累得筋疲力尽，似乎她高高扬起的眉毛一直这样紧绷着可能无法支撑太久了。

“帮帮忙！”她对尼古拉斯说，“这些稀奇古怪的人是谁？”

“狂热分子、疯子、江湖医生、未来的恐怖分子，各种宗教狂人，”尼古拉斯解释说，让南希挽着手臂，“避免眼神交流，挨着我，这样你才可能活下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南希一看见帕特里克就发火了。“为什么不挑别的日子举行葬礼？”她说。

“为什么？”他问，有点困惑。

“今天是查尔斯王子举行婚礼的日子，唯一本来可能会来的另一个人都要去温莎。”

“我肯定你也会去，如果有人邀请你，”帕特里克说，“赶紧拿着英国国旗和纸板广角镜头去吧，如果你觉得那更有趣的话。”

“想到我们是怎么被带大的，”南希拖着哭声说，“太可笑了，想想我姐姐对……”她找不到词来形容了。

“金色地址本。”尼古拉斯嘟囔着，手杖抓得更紧了，因为她沉重地靠在他身上。

“对的，”南希说，“金色地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