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散杂文全集（套装共6册）

目前英国的审查制度现状是这样的。在剧院，每一出剧目要上演之前必须递交给政府指派的审查员进行内容审查。如果审查员觉得该剧目于公共道德有害，有权力禁止上演或要求进行整改。审查员的地位相当于公务员，但并不是根据文学才华甄选出来的。这些人在过去五十年来禁止或阻碍了一半英国出品的当代重要剧目。易卜生[2]的《幽灵》、布里厄[3]的《损坏的货品》、乔治·萧伯纳的《沃伦夫人的职业》——所有严肃的甚至痛苦的道德戏剧——多年里都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相反，普通的露骨的诲淫诲盗的剧目、评论和音乐喜剧却只需要进行最小程度的修改。至于小说，在出版之前没有审查制度，然而，任何小说在出版之后都可能会遭到查封，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或《孤独之井》。这通常是公众发出呐喊下的结果，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受雇干这种事情。牧师撰写布道文，某个人给报纸投稿，一个星期天报纸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群众联名给内政大臣寄信——某本书就会遭到查封，只能私底下刊印，一本卖到5基尼。但是，只有当代的书籍或戏剧才会受到审查——这是整个事情最奇怪的一点。莎士比亚的所有剧目都可以在英国的舞台上演，乔叟[4]、斯威夫特、斯莫利特[5]和斯特恩[6]的作品未经删节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出版和发行。就连托马斯·厄克特[7]翻译的《拉伯雷》[8]（可能是世界上最粗俗的书）也可以轻松买到。但是，要是这些作家生活在今天的英国，还是照他们的方式写作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查封，连本人也可能会被控告。

不难想象在这一点上所引起的纠纷。没有人希望有审查制度，而它们就是证据。但要明白事情是如何演变成这种情况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大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影响了英国人的精神。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斯莫利特和斯特恩是非常粗俗的作家。而就在六七十年后，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9]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中，粗俗的描写完全不见了。1820年至1850年在苏迪斯[10]和马里亚特[11]的作品中还有零星的痕迹，在萨克雷、狄更斯、查尔斯·里德和安东尼·特罗洛普[12]的作品中没有半丁点儿粗俗的描写，几乎没有涉及性的内容。

英国人的精神世界到底为什么会有突兀而奇怪的改变？斯莫利特和比他晚不到一个世纪的信徒狄更斯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记住，直到十八世纪，除了十七世纪短暂的清教徒统治时期外，英国几乎没有文学上的审查制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结论：工业革命使得信奉新教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重新掌握了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假道学兴起的原因。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在1750年、1850年或今天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但是，没有了政治权力，它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公众之上。这个解释的真实性没办法得到证实，但它要比其它解释更加符合事实。

这引发了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体面”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有如此大的差异？英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上回归十八世纪，无论是斯莫利特或拉伯雷都不再能让他们感到惊讶。另一方面，英国的公众仍然和狄更斯时期的人一样，在八十年代对易卜生的戏剧作嘘，而如果易卜生的戏剧明天公演的话，他们仍然会对其作嘘。为什么这两个阶级的人想法如此不同？因为——我们得记住这一点——如果拉伯雷在狄更斯的时代让公众觉得惊诧，那今天受过教养的英国人应该会对狄更斯感到惊诧。不仅是狄更斯，几乎所有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作家（包括美国作家）在一位感觉敏锐的现代读者眼中都让人觉得讨厌，因为他们喜欢描写死亡和哀伤的题材。这些作家特别喜欢写弥留之际、尸体和葬礼。狄更斯描写过自焚的情景，今天读起来让人觉得很恶心。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总是拿还没有下葬的尸体开涮。埃德加·爱伦·坡[13]写过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有的故事（尤其是《傅德玛先生的案子》）就算在法国也不能全文出版。但是，这些作家从未引起过英国公众的疾呼抗议，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只能说，当前英国奇怪而没有逻辑可言的审查制度是假道学的结果，乔叟、莎士比亚和詹姆斯·乔伊斯原本会遭到查封，但他们作为享誉盛名的作家，势利的制度拿他们没辙。这种假正经源自奇怪的英国式清教徒主义，他们不反对污秽，却害怕性欲，对美充满厌恶。

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