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

“新娘”袁心初是老了，老得白发苍苍！

“新郎”牛少峰也老了，老得胡子满把！

他们怎么能不老呢？是为新娘的袁心初，与她的新郎牛少峰，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一别，被一湾浅浅的海水阻隔着，五十个年头了，终于破冰成通途，流落去了台湾的牛少峰捎信回凤栖镇，说他办好了一切手续，不日就会跨越海峡，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见到他的新娘，与他的新娘团聚了。消息传来，新娘袁心初把她的那口描金漆彩的箱子打开来，翻了个底朝天，翻出她压在箱子底下的旗袍，就往自己的身上穿了。

这是一件红绸绣花旗袍，袁心初把自己嫁给牛少峰做他的新娘时穿了的。

后来还穿过两次，但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袁心初不愿意回想；别的人，譬如牛少峰，还有姜尚清、芸娘他们，都是不愿意回想的。好消息像只报喜的鸟儿一样，传进了袁心初的耳朵。她把红绸绣花的旗袍翻出来穿上身了，数十年的光阴，只是熬白了袁心初的头发，却没有熬去袁心初的美丽，那是流淌在袁心初血液里的一种气质，那是附着在袁心初心灵上的一种气韵，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熬煎而消失，反而由于岁月的熬煎而凝重……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袁心初给牛少峰做新娘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风姿，也没见过她受辱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模样，我们只在凤栖镇的街头看到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姿态，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雅致，老不掩瑜，老而犹美。

头发是盘在后脑勺上，虽然白了，却亮白如雪，配合着她穿在身上的红绸绣花旗袍，在凤栖镇的大街上那么一站，立即站出了她所独有的一种风景……我在西安的新闻媒体工作，我有那样的敏感；我还是与凤栖镇血脉相连的一分子，虽然生活在西安城，但对故乡凤栖镇上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切身的喜爱。袁心初把她压在箱子底下的红绸绣花旗袍穿出来，走在凤栖镇上，是要迎接他的新郎牛少峰的……我不失时机地按动照相机快门，拍下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影像。

陪伴在袁心初身边的，有姜尚清，有芸娘，还有凤栖镇成千上万的乡里乡亲……这一年是1990年，这一天是8月15日，即日本侵略者投降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此之前，我供职的《西安晚报》开设了专门栏目，编发了许多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其中一日的报纸专栏，发了一篇《我一炮炸死了十几个鬼子》的头条回忆文章，旁边是一组赴中条山抗战未找到亲属的烈士名单，计有四十三人，其中一位名叫吴俊德的人，让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泪光。一个英俊伟岸的关中汉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被战火撕成碎片的军服，脸上是被战火刻划的血痂，他对我亲切地笑着，我哑着嗓子，叫了他一声“大伯”。

我的二伯叫吴俊儒；我父亲行三，叫吴俊番；我还有一个碎爸（老家管比父亲小的男性长辈都叫爸），叫吴天合，其实他也有个带“俊”的名字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不让人那么叫。总之兄弟四人，名字里都是带一个“俊”字的。我大伯叫“俊”什么呢？父亲给我交代过，我碎爸也给我交代过，但我没有记住。《西安晚报》刊载的中条山未找到亲属的抗战烈士名单中，这个叫吴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吗？初识这个名字，我一点都没怀疑，这就是我的大伯。我把消息打电话告诉老家的伯叔兄长吴田平，要他在家乡做进一步的核实。

我大伯留有一张遗像，一身戎装的他，浓眉大眼，一脸的英武之气。

我大伯也有他的新娘……我大伯来拍这张照片时，他新婚的妻子就陪在他的身边。听我父亲生前说，这是我大伯1938年东渡黄河，赴中条山抗战前，特别拍的。我大伯那时新婚不久，为了有所纪念，新婚不久的新娘，便穿了袁心初身上穿着的那种扎人眼睛的旗袍，与我大伯在西安城照了这张相。所以说旗袍扎眼，是因为我们古周原上的女人，祖祖辈辈，永远是非黑即蓝的一身家织布服装，可是我大伯的新娘，竟然就被一袭彩绸裁缝的旗袍，不肥不廋、鲜艳靓丽地缠裹着，让她怎么看怎么扎眼……我父亲说过，我大伯与他的新娘照了这幅照片后，就与我们村参加抗战的几个人，一起去了中条山。

从父亲给我的讲述中，我知道大伯当时为孙蔚如将军治下的一位中尉连长。赴中条山抗战后，就没了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听我们村赴中条山抗战身残回村的人说，大伯作战十分英勇，仅在平陆县王寺沟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个人就刺死了好几个鬼子兵。这是我大伯在中条山抗战时传回家里的唯一一条消息。

抗战胜利了，家里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没有。紧接着爆发内战，解放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家里的人还在盼大伯回家，却依然没有大伯的音讯。这时候，家里人以为，大伯也许跟随战败了的国民党军队，逃去了台湾。

在我们家等待大伯回来的人中，相信他的新娘是最迫切的那一个。

但是因为有着那样一个让人气短的猜测，我们家无论谁，都很少提到我大伯，包括大伯的“新娘”，仿佛家里从来没有他这个人一样。生死不明的大伯，犹如一团巨大的阴霾，罩压在家里人的头上，让家里人在一段时间里，吃罪不少，倍感哀痛。

我父亲过世早，到他咽气的时候，叫来了我碎爸吴天合，而我大伯的“新娘”，还有我们兄弟，也都在场。父亲像是说给我碎爸，又像是说给我们兄弟，要我们记着我大伯，到我碎爸也倒头时，给我大伯做副棺材，让我大伯陪着我碎爸一起走。

父亲给我碎爸说了：“咱们不能不顾大哥，让大哥零落他乡。”

我碎爸眼里含着泪，给我父亲郑重地点了头。

我大伯在场的“新娘”听了我父亲说的话，她摇了一下头。

我大伯的“新娘”说：“有我在哩。”

我大伯的“新娘”说：“要合葬也是我。我来陪他。”

抗战去了中条山，我大伯一去无音讯，他的“新娘”就一直在我们家里生活着，不离不弃地等着我大伯，把我大伯等了四十多年，直到辞世，安安静静地一直等着。其间她有机会改嫁的，我们家里人都劝她改嫁，但她从来淡淡地一笑，说一句“大家的好心我知道”，便不再说啥，还像她以往一样，在我们家安安静静地等我大伯回家来。

“新娘”“新娘”……我们家里人，一直以来，都这么称呼她，她亦无怨无悔地做着他的新娘。古周原上的习俗使然，一个新嫁娘没有生育，她的亲人和旁人，都不会改口别的称呼，永远地叫她“新娘”。

我大伯的“新娘”辞世了，她是多么想要与我大伯合葬呀，但却没有。

没有的理由是我碎爸给我大伯的“新娘”说的。

我碎爸说：“人如果真在那边，回来了怎么办？”

我碎爸的理由太充分了，为我大伯“新娘”的她虽然遗憾地去了，但有希望在，似乎就不特别遗憾。因此我们家依然在等我大伯回来，一直等到我碎爸也谢世而去，都没等回我大伯。

我碎爸谢世了，我赶回到扶风县北的老家闫村，进门看见，并排儿陈列着两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两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着给我碎爸下头，而我碎爸的儿子拉住了我，让我先给大伯下头。我碎爸的儿子说是碎爸最后叮咛他的，孝子下头，都要先给大伯下。我照着我碎爸儿子的指教，下着头不由得热泪盈眶，痛哭失声。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想到，亲人终是亲人，大伯为国为家抗击日寇，他杳无音信，但他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一直活在亲人们的心中。

亲兄热弟的碎爸与大伯合葬在了我们村的公坟里。但我不认为这是结束，在西安报业集团任职的我，想着还要找到我的大伯，他是东渡黄河在中条山抗战时失踪的，我们《西安晚报》上登载的烈士名单，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把消息电话告知了老家，老家知道底里的几位老人，说这个叫吴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吴俊岐。

我有点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吴俊德也是我们村上人。

我们村因此沸腾了好些天，大家既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又怀着对亲人的爱戴，组织起专门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条山。大家在镌刻着吴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烧了纸，然后把香灰、纸灰收集起来，带回我们村。他们在村子的公坟里，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来的香灰和纸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坟头。唢呐声声，哀乐阵阵，村里人集体为抗日烈士吴俊德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追思会上，我大伯吴俊岐享受到了和吴俊德一样的礼遇。

我参加了村里举办的追思会……我要感慨无巧不成书的那句古话，就在我们村为两位抗战烈士举办的追思会上，牛少峰从台湾回来的消息，传回到了凤栖镇……我们村是凤栖镇的一个自然村，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也就迅速地传过来，传进了大家的耳朵。

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我，没有迟疑，迅速地赶到凤栖镇，夹杂在欢迎的人群里，见证了“新娘”袁心初迎回“新郎”牛少峰的那个让人热泪横流的时刻，并自觉追随在他俩的身边，从他俩的回忆中，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那些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感人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