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衡阳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中央后，在国民党内战中原大战爆发之前，北伐军四大大巨头在北平汤山确定的胜利后的方针时，除对内的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外，还有对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也是孙中山的遗志和夙愿。因此，在外交问题上，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里一派“革命外交“氛围，积极致力于收回此前旧中国对列强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权益。

在东北，最大的问题就是中东铁路。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段转给日本人，改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属于俄国权益，形式上是“中俄合办”。

俄国革命后，因列宁领导的红色苏联在国际上一直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包围的孤立状态，亟需寻找盟友，故对中国采取了重点外交政策，宣称废除沙俄所加之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此向中国示好。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予接纳，不承认苏俄的红色政权，又因苏联在外蒙古支持那里搞独立运动，故而两国政府关系非常紧张。为此，苏联多方在中国寻找能够合作的伙伴，找过张作霖，也找过吴佩孚，后来看中了冯玉祥，赠送了冯玉祥大量武器弹药，还给冯部派去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冯玉祥训练部队。但是，苏俄最终觉得冯玉祥并不理想，最后选中了在广东正在发起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双方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立了合作关系。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下才刚刚成立不久，一共只有几十个党员，主要都是***、***的学生和同行们，可谓既无实力没无钱，而且都是知识分子，还不像个政党的样子，更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学究党，因此苏联不认为其具有独立领导革命的能力，于是便要求中国共产党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由此促成了国共合作。不料孙中山故去后，共产党蓬勃发展壮大之际，却发生了国共分裂，两党合作的大革命就此失败。此后，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独立自主的武装革命。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列宁所承诺的废除加之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不啻于空谈，根本不能落到实处。

在这个过程中，因外蒙古问题的交涉谈判需要，中国的北洋政府才与苏俄逐步建立了外交关系，于1924年5月31日，两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在《中俄协定》中，关于中东路，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而对于协定中所说的“该路本身营业事务”，中俄双方签署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本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均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

此外，苏联还承偌，按照旧俄条约中东铁路八十年后无偿交还中国，期间“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随后，苏俄鉴于中东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实际统治势力范围内，乃于同年9月与奉系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包括《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还把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缩短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满)；期间内仍允许中国赎回，赎路价款由双方估定该路实价后，以公道原则确定。

此时，在国民政府一派“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也积极动作，秉承国民政府意图，酝酿先收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权益，再想办法对付日本人把持的南满铁路。

当时的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讯息，说苏联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据此对苏实施强硬政策，结果引发中苏武装冲突，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后来的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其结局对东北局势乃至全国时局产生深远影响。最终苏方在冲突中获胜，张学良损兵折将，但仍获国民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其后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了《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就是在此次冲突中，苏联占据了我国领土黑瞎子岛，成为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直至2004年中俄才最终确定该岛一家一半。

回收中东铁路未遂，对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怎么办？南满铁路更甚于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到底还算中俄合办，且苏联承偌中方可以随时赎回路权，南满铁路却完全属于日本人。

还没等张学良想出什么办法，就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率兵出关助蒋，不但未动日本人毫厘，反而却被日本人成绩策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0年，张学良出关助蒋结束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便集中精力去江西“剿共”，让张学良主政华北并收编整理冯玉祥、阎锡山下野后的西北军、晋绥军。一些激进的日本人看到中国的中央军都在南方进行“剿共”，而东北军主力去了华北，东北十分空虚，于是蠢蠢欲动。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一份《形势判断》，其中提出对东北的策略是：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但这只是军方的狂妄构想，并未拿到到国家政府层面，毕竟公然侵占别国领土是为国际规则和道义所不容的。然而这种策划思想却感染着日本军队的那些狂妄的少壮派。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随即便在东北采取了激进行动。他们认为，中国不足虑，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都是隶属于各军事集团，而各军事集团都具有浓厚的军阀色彩，兵员都是花钱招募的，不具备为国而战的思想，现代化水平又很低，机动能力更是极差，“用于内斗则有余，用于御外则不堪”。

1931年9月18日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南满铁路上引爆一枚小型炸药，炸毁了一段铁路，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制造了“九一八事件“。

爆炸同时，日军独立守备队兵分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立即汇报并请示张学良，得到的是“不准抵抗”的答复。

张学良认为这是日本人的故意挑衅，目的是引起大规模冲突，以便从中取利，只要忍让，他不相信日本人胆敢悍然将事态搞大。

似乎如张学良所料，日本参谋本部随即派出建川美次前往制止关东军的行为，但在实际行为上他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听之任之。

在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向奉天城发起了攻击，至9月19目10时，日军一夜之间就先后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然后直抵长春。时正值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老家奔丧，临时替张作相代理吉林省军政事务的熙洽，打开大门迎接日军，致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省。

熙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有皇族贵胄家庭背景又从小受忠君报国思想教育的他，辛亥革命时期就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致力于恢复满清帝国的统治，他曾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1919年张作霖在沈阳开办东北陆军讲武堂，聘请熙洽为教务长，由于熙洽治学有方，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尊重，不久改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蒙藏经略使署军务处长、东北军第十旅旅长，后任吉林军务训练总监、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从而成为吉林军政首脑张作相手下的第一人。而此刻，绞尽脑汁妄想恢复满清帝国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他自认为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人，借以恢复大清统治。由此，熙洽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也使他由忠于满清王朝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背弃民族大义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降日寇的中国官员。

彼时，东北军虽然主力入关，在东北仍有相当的留守力量，但在辽宁仅有一个奉天北大营，留守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占了三分之二强，全部被熙洽断送了。

10月1日，得手辽宁、吉林的日军挺进黑龙江省，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更是不但不战而投敌，还派出三个团部队充当伪军协助日军进攻。这个张海鹏，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奉系元老之一，据说是因向张学良谋求黑龙江高官未成而愤恨，投靠日本人当了伪边境保安司令。

11月4日，关东军攻击嫩江桥北守军，在这里受到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的抵抗，激战半月，马占山不敌而退往海伦，至此，日军攻陷了辽吉黑三省，占领了整个东北。

关东军用于攻击的部队，不过是一个多师团，却因张学良的误判和熙洽等人的不战投敌而迅速陷落了。

直到此时，张学良仍不相信日本可以占据东北，一个国家怎么能公然侵占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呢？

事情似乎又如张学良所料，此期间的10月6日，日本内阁担心国际舆论，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并令陆军大臣南次郎因对关东军“制止不利”而“引咎辞职”。国联方面接到中国控诉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前来调查。

然而，关东军就像一批脱缰的野马，对这些竟然充耳不闻。事情的发展让张学良目瞪口呆，那个“引咎辞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竟然跑到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秘密会商，这帮日本激进派军人和立志恢复满清的中国汉奸，共同炮制出一个《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决定迎接溥仪至东北，成立满洲国。该方案大意为：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

当日本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独立的“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即便按照那个未到国家层面的日本参谋本部的《形势判断》提出的策略，“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也是第二步的事情，而在此时关东军提出的方案里，“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那就等同于并入日本版图了。关东军跨越第一、二步，直接实施第三步了。

并非自上而下的决策，而是以下迫上的暴走。尝到战争和侵略甜头的日本，举国上下有多少人处于这种亢奋的暴走状态？

那个励志恢复满清帝国的熙洽，马上密信给溥仪，请皇上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重新恢复大清国的万里江山。

然后，为了拼凑满洲国班子，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投靠了日军，就连和日本人打了一仗的马占山也投降了，好在他后来很快又反水，这才保住了抗日将军的名誉。

11月8日，转调到华北特务机关当机关长的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策划下，东北各省要员熙洽、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做出了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的决议，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

狡猾的日本人，把占领中国东北的行为，一转眼搞成了貌似中国内部的分裂独立运动，让张学良始料未及。

然而，这种瞒天过海的把戏，终究是纸包不住火。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大会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对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况定性为：东北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

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被关东军所造成的事实所“绑架”，走上了侵占中国领土的不归路，拒不承认国联报告。为此，日本政府竟宣布退出了国际联盟。

日本人虽然宣布退出了国联，把西方列强晾在了一边，但实际上还是心有顾忌的，此时有那么一小撮日本人自作聪明，为转移国际视线注意力，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大都市制造一场事端，从而掩护日本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

挑事行动是由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实施的。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僧人和3名信徒来到三友实业社总厂外，向厂内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从而引发冲突，之前川岛芳子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了人群，趁机制造混乱。在冲突中，日方一亡一伤，警察出动后并未逮捕到致人死伤的肇事者，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工厂纠察队所为。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去报复，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并砍死一名和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华人巡捕。当天下午，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举行集会，并沿北四川路进行游行，随后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并在沿途袭击华人商店。

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同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1月23日，从日本吴港派出的巡洋舰“大井“号并4艘驱逐舰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抵达上海。

1月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同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

26日，日本海军省召开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

同日，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

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第十九路军。但这个十九路军并非南京国民政府的队伍，他们属于广州国民政府。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原大战虽然结束，冯玉祥、阎锡山失败下野，但广州汪精卫那个国民政府却并未宣布撤销，李宗仁、白崇禧退缩在广西积蓄力量准备再起。这时候，蒋介石挟中原大战获胜余威，筹划酝酿宪法选举国家总统，认为这个总统非己莫属，遭到蒋、汪之外国民党另一位领袖人物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的反对，立宪之事受到阻挠。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拘禁了胡汉民，胡汉民在被囚中传话，让孙科派人联络反蒋人士赴广州。这样，国民党阵营历来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齐聚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宣布成立广州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李宗仁、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以陈策、张惠长分任海、空军总司令，并任河北的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南北呼应与南京的蒋介石对峙。

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张学良的东北，遂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派人联系汪精卫的广东方面进行谈判。而鉴于全干过高涨的团结抗日的呼声，汪精卫也不得不暂停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抗，派代表府南京谈判。在宁粤谈判中，广东方面为确保谈判人员的在京安全，提出以粤方将领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蒋介石表示，陈铭枢遂调遣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由江西赣州开赴京沪地区。

进京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六十师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六十一师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七十八师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

彼时第十九路军刚开到不久，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遂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已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932年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主持下，于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决定，电告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为此，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第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调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于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第六团在闸北的防务。

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要求下，于28日13时45分通知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但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

吴铁城接到该回信的时间是11时25分。然而，不等中方答复，11时30分，日军便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

此时，日本尚未具有全面入侵中国的野心，在上海所制造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假战争”，其目的是掩护日本在东北行为转移国际视线。但鉴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在东北的咄咄逼人，蒋介石将日本人在上海的行为判断了日本企图与中国全面开战。

1月29日，蒋介石制定出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蒋介石于当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还记载，国民政府已经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做城下之盟，从而与倭长期作战。

同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驻蚌埠的第四十七师调驻南京浦口，防范日军进攻南京。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还要求全国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此电发布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军委会还决定，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司令长官张学良)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同时命令沿江、沿海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全都大筑工事。

2月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

南京、广州两政府放下了内部争执，决定一致对外。

2月5日，中央空军第六、七队的飞机9架(轰战机5架、战斗机4架)，在第二大队长石邦蕃率领下，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奔赴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

同日，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国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赴沪增援。

2月6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南京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前往迎接，表示愿率中央部队增援上海。

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将第八十八、八十七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赴沪支援第十九路军。

2月15日，广东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致电他的一贯拥趸者张发奎（当时张发奎率第四军打算长途跋涉去黑龙江去支援马占山），称：“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

2月16日，为敦促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并努力杀敌，蒋介石致电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并转第五军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之光荣历史为要。“

2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治中、俞济时，要求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切莫闹不愉快:“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的派别)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2月21日，蒋介石调第十四军卫立煌部第十师、第八十三师星夜兼程入浙增援沪战，同时命正在赣州郁红军作战的陈诚第十八军，“击退红军对赣州的攻打后迅速增援上海。”

这个第八十三师，是以第十师独立旅扩编而成的，师长刘戡。独立旅因系梁华盛的老部队，因此梁华盛转任第八十三师副师长，仍主管后勤和训练，方先觉则被梁华盛转调到第八十三师，仍当补充团团长。

国民党这边暂停“剿共”和与武汉的对峙，调兵遣将增援十九路军，日本也在逐步增加力量。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达上海，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及水雷舰4艘抵沪，并载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

2月1日，日本邮轮“照国丸“载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于上海汇山码头登陆。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出云号“2月6日抵达上海)，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投入战斗。

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当时调归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第四团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幸一被撤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职务的是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调动陆军增援海军。早在上海局势紧张时，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陆军，但是被海军拒绝了，可随着战事不利，海军不得不向陆军求援。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赴沪。

2月8日拂晓，到达上海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均被击退。

2月11日，日军在闸北狂轰溢炸的同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猛烈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至晚，进犯之敌被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当即遭到第六十一师张炎旅的夜袭。中国军队夺获枪械甚多，终使敌军溃败。至此，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终被粉碎。

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植田首先于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称：“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蔡、蒋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2月20日晨，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围攻吴淞，南与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空闲升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始溃退；庙行方面，原十九路军防地，于16日起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日军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指挥下，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面夹击，敌遭惨败，此即为“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的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

因战事难以速决，2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再派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并增派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7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一线守军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总兵力加在一起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中国守军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撤退，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3月2日，日军攻占了上海。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际，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他们采取了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

1月29日，中国驻国联代表就日本进攻上海提请国联关注，并就东北问题，主张国联章程第十条(关于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条款)和第十五条(关于联盟理事会对有断交之虞的纠纷进行审查的条款)适用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国联理事会受理了中国提案。次日，国联秘书长提议组织“国联委员会“赴上海调查中日冲突，后又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中方代表当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对国联干预上海战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变第二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日军并未停止进攻。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除欧美列强的调停外，还另辟了一条直接谈判渠道，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

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为大会开会日期。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

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在凯莱的居间调停下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出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29日，中国政府对五项内容做了同意的回复，但日本政府却未予回复。

但“肯特号“会谈也非毫无意义，国联理事会主席彭古获悉“肯特号“会谈详情后，于2月29日召开国联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调停上海事件的四点计划，大意为: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措施。随后，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代表一致表示赞同该计划，中国代表颜惠庆、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则上表示大致同意。

但3月2日，因日军迫使中方后撤到第二防线，日方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了四项苛刻条件，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先行后撤才停止攻击，日军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吴淞地区，并不愿受中立国监督撤军。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了拒绝。3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同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决议一面又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

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

3月24日，在英领署举行了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于上海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

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了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

就此，第一次淞沪战争落下帷幕，方先觉所在第八十三师，并未能参加到战斗。

而在东北，由于没有西方列强切身利益，故各列强并未对日本采取积极措施。关东军得寸进尺，根据他们炮制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确立的“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方针，认为热河省也属于满洲国一部分，在淞沪战争进行的同时，蠢蠢欲动企图占领热河。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上还引经据典，试图在理论上论证热河问题，他说：“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

但是这样反而证明了其中一部分日本人的心虚。

其实热河这个地方，古代是山戎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山戎痛燕”的典故，是说山戎和燕国互相征战不断，燕庄公的时候，在山戎的攻击下险些亡国，靠齐桓公这个“霸主”的帮助才得以保全。齐桓公助燕攻山戎，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时已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燕山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找不到归途，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困难，大军眼看就困死在这里，这时管仲想：既然狗离家很远都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对齐桓公说：“可以利用老马在前面领路，带引大军。”齐桓公同意试试看，于是管仲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在大军的前面自由行走，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它们东走西走，最后终于走出燕山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这就是“老马识途”成语的来源。在回来的路上，燕庄公送齐桓公，不知不觉进入齐国国界（今沧州境）。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就把沧州割给了燕国。此战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得到了胡葱和胡豆的种苗，被齐桓公带回山东，经过试种成功后被各国引种。当时诸侯国产的都是小葱，胡葱则白粗杆壮，中原各国称之为“大葱”，流传至今则被冠名为“山东大葱”，其实是山戎大葱。胡豆就是现在的大豆。《管子》中有载：“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

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山戎之地逐步成了蒙古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的游牧场所，皇太极时期归降满清，在康熙年间贡献一片土地于清廷，被清廷开辟为木兰围场，为秋狩场所，后又筑避暑山庄，由山庄而形成承德府。避暑山庄有热泉喷涌，遂名热河。

故而这个热河省，和满族的“龙兴之地”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在张作霖称霸东北的时候，被纳入了奉系势力范围而已。

此时主政热河的是汤玉麟。汤玉麟绰号汤二虎，乃奉系元老，早年在绿林大名鼎鼎，曾救张作霖一命，由此两人结为生死兄弟，他也是张作霖手下头等虎将。日本人在策划满州国班子时，内定名单也有他，而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时，也向他发了邀请信，他本人虽然没去，却也派了人去了，但并没有“入伙”。此时，日本一面设法再拉拢汤玉麟，一面开始筹划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

1933年1月28日，就在中日第一次淞沪战争结束不久而国联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期间，关东军即下达了进攻热河的预先号令：命第十师团派部队接替第六师团的防务，命第六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三十三旅团分别向通辽、彰武、打虎山、锦州、绥中等地集结，做好进攻热河的准备。并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

在日军集结部队作进攻热河准备的期间，国民政府于2月11日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至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及为张军筹措军费，宋子文等还与张学良至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先后在北平和承德发表演讲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学良也与万福麟、宋哲元等20多名将领联名通电说：“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至此，张学良才痛下了武装保卫国土的决心。

张学良与何应钦等研究了局势后，制定了保卫热河的计划，将华北现有驻军编为八个军团：第一军团于学忠部防守津塘地区，第二军团商震部防守滦东地区，第三军团宋哲元部防守冀北地区，第七军团傅作义部防守察东地区，第八军团杨杰部集结于北平附近。第四军团万福麟部防守热和南部、第五军团汤玉麟部防守热河正面中路、第六军团张作相部防守热河北部。这里面，于学忠、万福麟、汤玉麟部是东北军，商震、宋哲元、傅作义部是张学良收编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杨杰部是何应钦带来驰援的中央军，也就是第十七军，当时编成内是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为加强该军，将淞沪地区的第八十三师从卫立煌第十四军调出，前往华北增援，假如第十七军为其预备队，张作相部是退到热河的东北义勇军各部以及从河南调来的杂牌军孙殿英部，也就是中原大战中被李玉堂第八旅击溃的那位，他也是盗掘东陵的“东陵大盗”。

2月23日，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就在日驻华使馆送交备忘录的同时，日关东军分北、南、中三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

日军北路由第六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伪洮辽警备军张海鹏部、伪暂编第二军程国瑞部组成，目标赤峰，守军是第六军团张作相部。日军第六师团乃头等常备主力师团，也就是制造济南惨案的那个师团，此时被调到了东北，而守军张作相军团，乃是拼凑而成，其中的义勇军装备甚差，各部之间又自成系统缺乏统一协同，根本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日军于24日攻占开鲁，26日攻占下洼。至3月1日进至赤峰以东哈拉道口地区，在这里遇到了孙殿英第四十一军的第117旅，这才遭到顽强抵抗。当夜，守军还派出了一连精锐兵力，夜袭了日第6师团司令部，打得第六师团仓惶集中参谋及勤务人员抵抗，直至援军到达，夜袭部队方才撤离。3月2日，日骑兵第四旅团附伪军骑兵一部开始进攻赤峰城，激战至傍晚，守军不支，向围场、隆化转移。这个“东陵大盗”孙殿英，此时对日作战倒算积极，起码比东北军各部表现要好，其部装备低劣，中原大战中被李玉堂第八旅一冲即溃，如何能抵挡的主日军主力师团的冲击。孙殿英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展开后，驻防在河北、河南交界的太行山边缘，与刘伯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配合也算尚可，解放战争中被晋冀鲁豫解放军俘虏时，因抗日有功受到了优待。日军占领赤峰后分兵南进、北上，于3月10日攻占了乌丹和围场。中国军队撤至半截塔、丰宁地区。

南路进攻的是日混成第十四旅团、混成第三十三旅团。混成第十四旅团27日推进至纱帽山以东地区，向防守该地的万福麟军团第一一九师和第一零八师阵地进攻，仅战斗一天守军便西撤。日军追击并于3月1日占领凌南，经叨尔磴、青龙，于4日推进到长城的冷口，另一部推进至喜峰口。而混成第三十三旅团则推进到长城的界岭口和义院口。

日军主攻方向为中路第八师团附伪奉天省警备军于芷山部的伪独立第一旅。第八师团与第六师团一样，是日本常备主力师团，也就是其后在古北口与第十七军大战的那个师团。该师团于2月23日开始进攻，汤玉麟的第五军团部队一触即溃，在朝阳的团长邵本良和在开鲁的骑兵旅长崔兴武受到满洲国召唤不战而先后投敌，其余一部退往赤峰靠拢向孙殿英、一部退往承德。日军于25日占领朝阳、开鲁地区，经修整后于3月1日乘汽车沿公路南进，下午进至叶柏寿时遭到东北军第一三零师阻击，激战至傍晚，守军阵地被突破，第一三零师和前来应援的第一二九师第一团被迫向平泉撤退。3月2日，日军继续攻击前进，于当日11时攻占凌源，与南路进攻的混成第十四旅团会师后转向平泉进攻。第一三零师退至平泉与第一二九师主力会合后又向喜峰口退去。3日拂晓，日军占领了平泉，14时，日军一部向承德迫近，19时左右进至承德以东约50公里的三沟。

3月3日晚，日军进至承德以东的三沟，汤玉麟当即下令全军向滦平、丰宁地区撤退。4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分队骑兵第八联队仅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承德。热河就此沦陷。

这个汤二虎，在张作霖起家时可谓能征惯战，但是做到省级大员后，却只顾身家性命，据说从承德撤退时，仅有的一点汽车都被他用于搬运个人财物了。

热河的失守使全国大哗。在蒋介石示意下，张学良只好暂时引咎辞职，而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短暂下野，这是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了。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933年3月4日，日军第八师团在占领承德后即向西挺进，为阻敌西进，北平军分会乃令东北军第一零七师北进，在青石梁一带占领阵地，掩护后方部队集中，令第一一二师向古北口推进，令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向密云集中，黄杰第二师向通县集中，而第八十三师尚在从淞沪开赴北平的途中。

当第一零七师北进之时，因汤玉麟的热河军溃败过快而致青石梁失守，该师乃在黄土梁附近进行抵抗，经过4天激战，不敌而于3月9日下午2时向古北口撤退，此时第一一二师已在古北口附近的将军楼、米窝铺、二道沟之线部署防御。自9日起，敌步兵在炮兵和空中飞机的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到10日，第一一二师因伤亡过重不支，北平军分会遂令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紧急前往古北口接防，其后就是第二师、第八十三师的前仆后继。

第八十三师在淞沪并未能参加到对日战斗，因此早憋着和日本人较量一场的方先觉，此次终于可以遂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