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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吧第1章 自序
我写一点零零碎碎的记人文章,和做记者的积习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在报社编《流杯亭》副刊,其中有个栏目涉及古今人物,属于打捞记忆的园地。没有稿子时,自己就得填空,于是留意类似的文章。好在有作家朋友的帮忙,甚至得到了黄裳、张中行、汪曾祺等前辈支持,栏目办了近八年,结识的作者多多,自己的趣味,也随之改变了。
从前读苏轼谈论历史人物的短章,觉得彼此不隔,好似炉前对话,趣味良多。但这个路数今人已经不再尝试,类似的文字似乎也难看到。五四之后的文章,学习西洋随笔者渐多,宋元以来的文脉断了,唯有京派文人还留有些许残迹,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势。因为大众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变化。是时风对于文人的影响大呢,还是文人对时风的影响大,一看就清楚了。
逸闻轶事中常常含有历史的本然之色。文化史的幽微之处,有时就在其间。教科书里的文章,是经过筛选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片段,无法进入文本。所以,读史与读人,还有另一类文字,那些“负暄琐话”类的闲言闲笔,就补救了某些不足。郑逸梅、张中行等人的文章一度风行,与此未必没有关系。而一些正史里的看法,也据野史笔记有所更改,这是后者的价值所在。
我自己没有考据的功底,历史感也稀薄得很,写这些文字,似乎也难逃附庸风雅的责难,只是自己的态度还算认真,所以不想去骗取读者什么。我对于近代以来的文人感受不深,谈论他们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之所以还在那个世界停留很久,是为了寻找遗失的存在,看看它们对于今人是否还有意义。所得呢,也是喜忧参半,有时候也怀疑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在不断编织精神的幻影吧。
写陈年往事,今人有不同的方式。启功生前不太赞成作家一味地吐苦水,以为人生多姿多彩,有超脱的眼光才对。他看见张中行回忆里的苦状,就觉在记忆里浸泡过久,于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吧。启功先生自己的文章,嬉笑怒骂都有,有时用幽默的笔触调侃一下众生相,遂又跑到庄子式的意境里了。但张中行不是这样,他要揪住历史的瞬间,放大记忆的底片,将其打印出来,给世间的过客们看:瞧,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人生!他写蔡元培,写胡适,写北平胡同里的人物,好似有佛门普度之音,断不了的是慈悲心。对于古今人文脉络的处理,也未尝不是自己信念的折射。
有时看到一些人生前把记忆的痕迹铲掉,觉得很是可惜。像杨绛对于手中信件、日记的处理,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遗憾。但杨绛的考虑也不无道理,有些远去的恩怨,纠缠下去实在不值得,清白好于浑浊,让世间更平淡才好。但有些记忆损失了也真的可惜。比如台静农对于鲁迅,是有独家心得的。然而他晚年在台湾写字画画,就不能触碰鲁迅。因为那是禁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在台湾看不到鲁迅的书,倘谈论鲁老夫子,会有牢狱之灾。台先生最该写的文字没有出来,实在是一大憾事。这样的遗迹消失,是永远不能复原的。
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了,近年来渐渐失去记忆,每天都像个孩子似的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未完稿的回忆录,便读给她听,希望能够唤起她的记忆。当母亲被那些远去的战争声音叫醒的时候,眼里有点忧郁的神色,好像记起了什么不快的事情。然而很快又平静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记忆模糊的时候,她年轻时代留下的痛感也消失了。
这时候我感受到了失忆的母亲给自己带来的苦楚,当以往的时光与生命感受没有关系的时候,某些意义也在丧失。忽然记起一位熟悉的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对于失忆者的描述,那些失去言说能力的人,掩埋了人世间许多的悲欣。这对于健全的人而言是一个遗憾,因为那些曾经的存在与我们未尝没有关系。
记忆研究是一门学问,内中的道理显然很深。私人记忆与群体记忆间的关系,梳理清楚也并不容易。有一次见到在东北插队的老友,谈及那时候的知青生活,场景的还原竟然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建立了微信群,时常谈及青年时代的往事,我发现,自己认为重要的,别人没有记住,而所能笑谈的,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花絮。于是我想,言说出来的,未必是记忆的本真,鲜活的人与事,还静静地躺在时光的深处。差异性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选择性,构成了精神的不同路向。这路向何以形成?每一种存在都有价值么?看来在基本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全弄清楚。
这一本书也算是历史碎片的一种,都与自己多年关心的话题相连。那些行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常常让身后的人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能发现的仅仅是路上之影、风中之音。近代史曲曲折折,说它是一条苦路也不无道理。路苦,而影子却印出形体的曲张、开合,让我们窥见了精神的刻画过程。我们因一种思想的承接而寻觅前人,其实想知道的是自己应如何走路。人的一生相同的地方很多,最不同的一个是走别人的路,一个是走无人走过的路。后者更悲壮,也更能体现创造力,然而尝试者殊少。看看前人的一些选择,自己总有一种惭愧之感,文化语境相隔过远,我们与前人就天各一方了。如此说来,写作也是搭桥,为的是弥合陌生者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应该跨过它,不要相互隔膜为好。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