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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吧第1章 译本序(1)
一
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1],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20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过,归根结蒂,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貌似一针见血,其实浮光掠影而已。
总之,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戴·赫·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居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2]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3]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譬如,《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看来十分简单,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同时描绘上、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衬托。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纠葛与冲突,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趋向高潮,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缭绕。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
事实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4]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又说,“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司屈雷基(《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拉伊(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E·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1923)。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波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