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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你酣睡在母怀,我清醒于荒野……”(译序)

在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友人托马斯·曼眼中,黑塞的小说《纳齐斯与戈德蒙》是“一部绝妙之作,充满诗性的智慧,将德国浪漫主义元素与现代心理学,亦即心理分析学元素熔于一炉”。在作者六十大寿时,托马斯·曼又在贺词中盛赞《纳齐斯与戈德蒙》“既纯粹,又引人入胜,绝对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认为这位“施瓦本的浪漫主义者与田园诗人”竟在小说中展现了其与“维也纳性爱心理学派”的紧密关联,堪称“极具吸引力的精神悖谬”[1]。

《纳齐斯与戈德蒙》的写作始于1927年,历经两年,于1929年初杀青。小说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4月间分七部分陆续发表,当时带有副标题《一段友谊的故事》,全书则于1930年8月出版。这部小说是黑塞在世时最为成功的作品,至其去世时,已印行约三十万册,至今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2]黑塞本人也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3],意欲经由此书,探讨“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与一千年的德意志文化”[4]。黑塞自认“不是天主教徒,或许连基督徒都算不上”,但却始终对中世纪天主教文化,对“教团、修道院和僧侣生活”心怀敬仰,[5]这种向往造就了书中“半历史、半想象的时代”[6],使前述探讨得以展开。

尽管《纳齐斯与戈德蒙》是黑塞除《悉达多》外,唯一将时代背景设置在过去的长篇小说,但与其将其归入历史小说一类,不如视之为披着历史的外衣,阐释现代问题的作品。黑塞虽在书中“融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描绘出“德国中世纪绚丽多彩的画卷”,但看似久远的社会描写却能唤起当代读者的共鸣,令其有切肤感受。[7]小说的历史背景其实相当虚化,例如流浪汉维克托唱过有关帕维亚战役的歌,战役发生于十六世纪,书中唯一可用于推断故事发生年代的黑死病则主要爆发于十四世纪,黑塞自己也在书信中提到,戈德蒙生活在1400年前后。[8]两者的时代错位,如同文中尤其是章首常见的不确定的时间标示,或许说明黑塞并不过于注重历史年代的精确性,而更希望借古说今,探讨超越时代局限的心灵问题,不但其书信中时时观照当下,反驳读者对其“遁入往昔”的批评,[9]而且小说本身也处处显现出心理分析学说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可以说是立足今日,回眸过往,最终的目光仍指向现代。小说出版前夕,黑塞还自比堂吉诃德,身负对抗“当今世界,尤其是彻底野蛮化的德意志世界”[10]之重任。而书中描述迫害犹太人的段落,如少女瑞贝卡的悲惨遭遇,甚至引起了第三帝国当局的注意,要求黑塞将这些段落予以删除,不屑于纳粹所谓“德意志”概念[11]的黑塞则断然拒绝,导致小说于1941年被禁止在德国出版,这或许以最浅显的方式,证明了这部中世纪背景的作品与现代的关联。

除此之外,《纳齐斯与戈德蒙》与作者本身的经历也密切相关。黑塞本人十四岁进入毛尔布龙(Maulbronn)修道院学习新教神学,但不久即逃离此地;这座修道院在小说中稍改其名,化作圣母泉(Mariabronn)修道院,成为整个故事开始与终结之处,也是主人公戈德蒙人生的起点与归宿。至于戈德蒙学习木雕手艺的主教城,指的很可能是维尔茨堡,而定居于主教城的尼克劳斯师傅,其原型则是维尔茨堡的雷姆施奈德(Tilmann Riemenschneider)。黑塞对这位雕塑名家评价极高,将其作品与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并列,视为超越时空、触及永恒的杰作。[12]1928年,黑塞造访维尔茨堡,在一座教堂中见到雷姆施奈德创作的圣母像,雕像的面容忧伤而美丽,目光仿佛远离俗世,令他大受震撼,认为圣母像虽出自“那些远去的世纪”,却依然抚慰着世间受苦的生灵,而其中更蕴含着永生不灭的灵魂,“到头来,比起战争、国家、机械,比起世界帝国,她存在得远为长久,它们之中最古老的那些,在她身边都仿若始母(Urmutter)膝下的稚童”。[13]看到这些记录,读者不难联想起小说中戈德蒙极为相似的经历与感悟:这位“可爱的浪子”与黑塞一样挣脱了修道院清规戒律的束缚,一样被教堂中名家所雕的圣母像深深吸引,也一样体悟到艺术作品那“化短暂为永恒”的力量:“早已逝去的岁月,它的心灵,仍在雕像身上跳动不息;早已消失的世代,那些人的喜怒哀乐,过了多少个世纪,仍凝结在雕像中,对抗着人生的短暂,令人肃然起敬。”除了城中的艺术作品,维尔茨堡本身也备受黑塞钟爱,他在《维尔茨堡漫步》一文中写道,倘若自己是尚未降生的诗人,那么选择出生地时,他很可能会挑中维尔茨堡。[14]小说中,主教城几乎可算作戈德蒙的艺术故乡,令他魂牵梦萦;而主教城里的种种风物,也带有维尔茨堡的影子,[15]黑塞在维城所见的鱼市,以及那里贩卖的“长着美丽的金色眼睛”[16]的鱼,就反复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人生苦短、欢乐易逝的象征之一。

《纳齐斯与戈德蒙》初面世时,文学批评界对其赞誉颇多,除了上述托马斯·曼的好评,赫尔曼-奈瑟(Max Herrmann-Neiße)也称赞小说“纯粹、真诚,不刻意引人注目”,充满了“不合时宜的诗意”,“塑造出两类富有创造力的人……黑塞公平展示了这两种人的长处和弱点,将两者呈现得同样精确”,对比当时文学潮流的缺陷,更显其难能可贵,甚至与不久前出版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代表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相比,亦不失可取之处。[17]施瓦茨(H. David Schwarz)则从心理分析角度指出,黑塞在小说中点明了“意识世界与无意识世界的矛盾,其描述比心理学教科书更清晰,比有些心理医生更明智”,而这一矛盾在小说末尾以两个世界的交融告终。在施瓦茨看来,“困扰着戈德蒙内心的,乃是我们自身的矛盾;他所反抗的,乃是当今文化的片面性。至于小说情节发生在中世纪,又有什么要紧?”不过,施瓦茨对这部作品并非一味赞许,而是在肯定之余,也对小说的缺陷提出了批评。按照他的观点,黑塞在小说中“说了太多的话”,以致缩减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文本趋于单义化。[18]多年之后回顾此作,黑塞自己也觉得当初写作时“有点太过多话,好像经常重复同样的意思,只是换了种说法而已”。[19]可见这一指摘切中肯綮。同样令黑塞颇感认同的还有海姆(H. W. Heim)的批评,这位评论者认为小说文笔“过于柔和,过于抒情”,表达欠缺力度,也缺乏生命力。[20]黑塞在当时媒体一片颂扬声中见此评论,“几乎感到宽慰”[21],他一方面不屑于媒体“千篇一律的愚蠢吹捧”[22],另一方面也忿忿于普通读者对小说的褒贬。

后世研究者分析《纳齐斯与戈德蒙》时,每每在其中看到黑塞其他作品的痕迹,如卡尔施黛特(Claudia Karstedt)就认为这部小说汇集了黑塞过往作品中的不少元素,其中有“《彼得·卡门青》中对自然的热爱、《克努尔普》中的流浪汉故事、《在轮下》中对修道院的描写、《克林索最后的夏季》中艺术家的冒险、埃米尔·辛克莱和哈里·哈勒尔[23]的自我寻求,还有在几乎所有作品中出现的对母亲的憧憬,以及《悉达多》主人公的苦修生涯”。[24]但当时的普通读者往往将这部新作与之前的作品对比,尤其是与前作《荒原狼》,认为新作通俗易懂且充满和谐,[25]旧作则弥漫着绝望气息,且使人难以产生共情。[26]面对这类论调,黑塞大感不忿,辩称“纯就艺术性而言,《荒原狼》至少与《纳齐斯与戈德蒙》不相上下”[27],两部小说如同兄弟,同样倾注了他的心血,[28]读者也不应一味追求所谓“和谐”而忽视《纳齐斯与戈德蒙》中同样具有的悲剧性。[29]

在维甘德(Heinrich Wiegand)看来,《纳齐斯与戈德蒙》“以极具个性的方式跻身于德国经典发展小说之列”[30]。黑塞根据自己所谓“心灵传记”的设想,结合对外在事件的叙述,描绘人物的心路历程。在这部由篇幅和架构均颇相近的20章组成的小说中,不难发现两个并置的情节层面的整合。

第一个层面是外在的框架情节。主人公的生平经历分为三大阶段:“此刻戈德蒙感到,他的人生似乎突然有了意义,他仿佛升到半空,俯瞰着自己的整个生涯,其中的三大阶段,清清楚楚呈现在他眼前:第一阶段是依赖纳齐斯,随后摆脱了依赖——第二阶段是自由的时光,漫游的岁月——第三阶段则是回归,是反思,是成熟与丰收的开始。”第1—5/6章是戈德蒙在修道院的少年时期,描写他对纳齐斯的依赖以及如何又走上自己的道路;在第5/6—16章中,戈德蒙是自由自在的漫游者和艺术家,第17—20章讲的是他重逢纳齐斯,重返修道院,最后在那儿走向死亡。第二个层面是主人公内在心灵之路的发展,同样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在第1—5/6章中,戈德蒙开始对自己的本质天性有所意识,纳齐斯引导他,“唤醒”了他,“治愈”了他的心病,使他成为一个“目光锐利”的独立者,感觉到了“母亲的召唤”。第5/6—16章描述的是主人公如何广泛体验了感性世界,以艺术家生活为“天职”,从而使自己的内在矛盾达到了和解。关于“始母”的幻觉不断地让他摆脱定居生活,激发他的生活动能,促生了他对死亡和须臾即逝性的反思。在17—20章,主人公回顾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认识到所有矛盾的普遍性,回到母亲的怀抱,归于心灵的统一。

外部事件和内在状态之间辩证地互动着,层层推进了各个阶段的发展。“去村里”时的少女之吻使得戈德蒙身心受到了极大冲击,这一冲击让他和纳齐斯成为挚友,两人之间的情谊又导致了深入分析的谈话,而这使得戈德蒙觉醒了。与被抑制的母亲形象的和解,令戈德蒙回归其真正的天性,辞别纳齐斯,开始了漫游生活。这种对立并置的安排也体现在叙述进程中。在主人公心理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之前,常有“快进”式的叙述(多为章首),然后以较大篇幅、各种手段展现细腻的内心活动,使得叙述时间大大超过被叙述的客观时间,如同“慢放”,与之前的“快进”相映成趣。以第8章的开头为例:先是“快进”:“戈德蒙已经漫游了好久,难得在同一个地方过夜,到处收获女人的渴慕和青睐,在阳光下晒得黑黝黝的,走多吃少,人开始瘦了下来。不少女人在晨光中与他告别,有的离去时还抹着眼泪。”接着是直接引语:“他有时也会思忖:‘为什么她们都不留下陪伴我呢?她们既然爱我,为了一夜春宵不惜出轨,为什么全都立刻又回到丈夫那儿去,她们不是最怕在家里挨揍吗?’”随后转用自由间接引语:“没有一个女人认真地请他留下,没有一个女人求他带上自己,出于爱而愿意与他分享漫游的甘苦……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奇怪,也不无伤感:爱总是那么短暂,转瞬即逝,无论是那些女人的爱还是他自己的爱,都会迅速获得满足,然后灰飞烟灭。这样对吗?始终是这样,到处是这样吗?或者原因在他自身,是他自身的状况……他搞不明白。”

维甘德称这部小说“对唐璜和卡萨诺瓦母题的最诚挚的塑造”,其中“爱的情节被描写得极为大胆,同时又无比温柔——对此有人说:似乎句子都在相互亲吻”。[31]确实小说中描写了戈德蒙和许多女子的欢娱,“情欲之火腾起的时候,何等迅疾,何等短促,叫人如醉如狂;而烈烈燃烧不过一瞬,紧随着便是飞快的熄灭——他觉得这个过程之中,仿佛包含了生命中一切经历的核心……”这种对“爱欲之倏忽易逝”的感受也促进了戈德蒙的艺术创作:“哦,应该趁着现在,再做些什么,再创作些什么,留下些什么,那留下的作品,将比他活得更长、更久。”但是当时的读者中也有不少对描写情爱的段落表示愤慨,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不知羞耻,更有深受纳粹宣传影响者认定此书既无英雄风范,亦无战斗气势,只知教人寻欢作乐,贪图感官享受,是以不仅该禁,而且该烧。[32]在黑塞看来,这种“对肉体之爱的拒斥”[33]实在称不上健康——他对“人由肉体、灵魂与精神三者构成”的观点颇为认同,认为长久以来,基督教文化推重后两者而贬抑肉体,现代文化则崇奉肉体和理性精神,排斥灵魂。[34]无论古今都是扬二弃一,这样的失衡显然无法令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的黑塞认同。正因如此,他试图在《纳齐斯与戈德蒙》中寻求一条“本性与精神之间”[35]的道路,而调和灵与肉二元对立的便是戈德蒙毕生追求的艺术,因为构成艺术的,乃是“有了生命的、完善了的感性”,但艺术本身却又远远超越了感性世界,进入了灵魂领域。[36]也正因黑塞的这一写作方式,文学研究者常将《纳齐斯与戈德蒙》解析为“二元—桥梁”结构,如鲍曼(Günter Baumann)就认为,在小说主体—客体、意识—无意识、个人—世界、理性—欲念、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中,艺术起到了沟通融合、消弭矛盾的作用,戈德蒙正是经由艺术创作,得以超越二元对立,实现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37]米谢尔斯(Volker Michels)也认为艺术家充当着“精神与生活之间的媒介”,能够将母系传统与父系传统结合起来,正如小说中始母的双重面孔。惟艺术可以超越人生之须臾,化摹写为象征[38]——小说中对艺术重要性的反复描述,也与黑塞自己对艺术的重视密不可分。这位悲观主义者时常深感人生之痛苦绝望、毫无意义,而将他引出这一困境的,则是“艺术与美这条唯一的道路”。故而他将艺术视同生命,艺术使现实中的黑塞能够忍受人生并苦中作乐,也让小说中戈德蒙的感性之爱得以升华。[39]

戈德蒙长于感性,情思细腻,“对花香、旭日、奔马、飞鸟、音乐都有深刻体验和爱心”,生来具有艺术家的潜质。但他起初对此全然不知,只到首次漫游时才略有感觉:“他想起自己闲暇时画画的情景:他用石笔在写字板上勾勒花叶树木、飞鸟走兽以及人头。他经常能这样玩上好久,有时还像个小天主似的任意造物,他曾在花萼上画上眼睛和嘴巴,把枝头的叶丛弄出人形来,还给一棵树安上了脑袋。这样玩的时候,他常会中魔般地陶醉个把小时,也能施展魔法似地使人陶醉,先勾出几条线来,然后自己也准备迎接惊喜,看看这几条线到末了会怎样,是会变成树叶、鱼嘴呢,还是会化为狐狸的尾巴或者人的双眉。”看到尼克劳斯师傅雕的圣母像后,戈德蒙才完全意识到自己艺术家的天命,以创作克服人生苦短的困境,“从这大型的死亡之舞中拯救出些什么来,留下一些比我们本身存活得长久些的东西”。漫游者戈德蒙和定居者尼克劳斯师傅,这两位艺术家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张力。有别于对订单来者不拒的师傅,戈德蒙并不囿于小市民的现实考量,但作为艺术家也面对各种形式的张力关系:定居和自由,技巧上的必然和艺术上的追求,心中充满形象的感觉和心中空空如也的感觉,艺术作为糊口的职业和出自内心激情的艺术,预感图像和实现图像等等。

至于前述“二元—桥梁”结构中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40]的二元,则分别以小说标题中的两位主人公为象征,两者如同太极阴阳图般相反相成的关系,或可经由纳齐斯引导戈德蒙认识自我的一席话略作概括:“你这种本性的人眼聪目明,情感充沛,是幻想家、诗人、多情种子,几乎总是强于其他人,强于我们这些精神至上的人。你们源自母性。你们生活丰盈,天生有爱的力量,有感受体验的力量。而我们这些精神至上的人,尽管似乎常常在引领和管辖你们,生活状况却不是丰盈,而是干涸。生活的富足属于你们,果实的汁液属于你们,爱的花园属于你们,美丽的艺术土壤属于你们。你们的故乡是大地,而我们的故乡是理念。你们的危险是溺毙于感官的世界,我们的危险是窒息于真空的所在。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者。你酣睡在母怀,我清醒于荒野。照耀着我的是太阳,辉映着你的是月亮和繁星,你的梦是少女之梦,我的梦是少年之梦……”

《纳齐斯与戈德蒙》初次发表时,还附有一段黑塞自撰的前言,其中阐述的小说核心理念,与纳齐斯之言可谓异曲同工,也许因其太过直白地道出了写作主旨,黑塞在小说完整出版时删去了这段文字:“倘若有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两种原则,代表了两个始终相反的世界,那么这两人一旦相遇,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他们必定会互相吸引、互相迷恋,必定会互相征服、互相了解、互相促进,抑或是互相毁灭。无论男性元素与女性元素、良知与纯洁、精神与本性,其纯粹的化身相识相望之时,便会产生这种情形。纳齐斯与戈德蒙之间也正是如此;而恰是这一点,让他俩的故事独一无二、意义深远。”[41]

从这两段引文来看,理念的人—感官的人、精神的人—本性的人、思想家—艺术家、父性者—母性者,在《纳齐斯与戈德蒙》整部小说中应大致处于均势。两位主人公代表了人的两极,有了“与”字,两者结合,才能成为整体。纳齐斯擅长解读人心,“看到了戈德蒙的天性,尽管截然对立,他对它还是有最深切的理解,因为它是他自己天性的另一半,丢失了的另一半”。这种辩证概念不仅展示在“成双成对的小圆柱支撑的拱门”之类的画面中,也不时在句子和段落里密集出现,其成分如同正题和反题,然后形成对立统一的合题。此外小说运用了心理分析的要素,如以梦境为镜,使得无意识和内心世界变得可见,引发新的发展,预示情节进程,比如戈德蒙少年时在圣母泉修道院中梦见自己捏泥偶,这指向他未来的艺术家生涯。“他经常梦见游鱼和飞鸟”,这些动物象征以及河水画面,亦是以类似心理分析的手段,体现内心世界向外在世界的投射。梦和水象征着所有对立之统一,象征着这种存在的普遍性:“清夜梦境,也正是由此般材料织成,是幻非真,诡秘莫测;明明空无一物,却包纳了世间一切形象,就像水晶般的流水,倒映出所有人兽神魔的模样,尽化作永恒的无尽可能。”

虽然黑塞自己也强调纳齐斯的地位与戈德蒙同等重要,是全书的“另一半”,[42]但是读者仍难以排除这样的感觉:戈德蒙这个人物似乎更得作者认同或是偏爱,不仅所占篇幅更多,人物塑造较之纳齐斯更为血肉丰满,且文学研究者分析这部小说时,也多从戈德蒙及其所象征的原则入手。在黑塞关于《纳齐斯与戈德蒙》的大量书信中,凡提及小说名称,黑塞一向称之为《戈德蒙》,将其称作《纳齐斯》的次数寥寥无几。小说创作过程中,黑塞曾考虑过多个候选标题,诸如《戈德蒙或罪孽的赞歌》、《戈德蒙与纳齐斯》、《戈德蒙走向母亲之路》、《纳齐斯或走向母亲之路》等。[43]在这些标题中,不论是“罪孽”还是“走向母亲之路”,均明确指向戈德蒙,纳齐斯在其中所起的只有引导作用。此外,戈德蒙这位“发问者与痛苦者”[44]与黑塞本人也颇多相似,从人生经历到艺术感悟,再到与女性限于感性而甚少深入的关系,[45]两者都不乏重合之处。甚至黑塞那阻止他认识感官之欢的父母,[46]也以隐晦的方式出现在小说当中:纳齐斯穿上修士服后改名约翰,而这正是黑塞父亲的名字;[47]至于小说出版时早已去世的黑塞母亲,则“褪去了个人特征”,化作始母形象,[48]成为戈德蒙一生追寻,乃至跟随其召唤欣然赴死的永恒存在。

始母形象极为重要,她象征着戈德蒙内心对一体性的追求,甚至象征着一体性本身。修道院学生戈德蒙“没有母亲”,他“忘却”了自己的母亲形象或曰接受了父亲提供的母亲形象,开始时为女性而痛苦:“你觉得女人和情欲集中体现了你说的‘尘世’和‘罪孽’。”此后纳齐斯发现是“夏娃”、“始母”导致了戈德蒙的痛苦,在一次深入分析的交谈中使这位挚友认识到了症结所在:“你忘却了你的童年,而你的童年却在你心灵深处呼唤着你,它会使你痛苦不堪,直到你听从它的呼唤。”戈德蒙看清了“父性出身和母性出身之间的差异”,准备去听从“她的呼唤”,并在和莉泽相遇并初试云雨情时感受到了:“是非去不可,因为我听到了召唤……爱一个女人,钟情于她,把她完全融化在我心里,让她也把我融化在她心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条通往人生的道路,通往人生意义的道路。”始母形象自此开始决定情节的进展。手刃维克托之后,是小教堂里的圣母木雕让他觉察到自己艺术家的天命,去主教城尼克劳斯师傅那里学艺。在从事艺术创作的年代,他对自己的流浪和春宵、生之危险和死之临近进行反思,认识到母亲的形象在悄然改变:“不再像他自己的母亲,而是以他母亲的五官和肤色为原型,逐渐脱离了个体的母亲容貌,转而成为夏娃,也就是人类之母的形象。”在这个反思的阶段,始母俨然成了一体性的象征:“生命之母既是爱,是情欲,又何尝不是坟,不是朽烂。生命之母便是夏娃,她是欢乐之泉,她是死亡之源;她永恒地孕育,她永恒地屠戮;她的爱即是无情。她的形象存于戈德蒙心中,时间愈久,便愈化作一个隐喻,化作一种神圣的象征。”戈德蒙渐渐感到在主教城的生活变得乏味了,开始思考其意义究竟何在,此刻又是始母形象在他的心头“如电光石火般”闪现,督促启程,指引方向。戈德蒙在地窖里绝望地等死的时候,也是这形象在他心中激起了新的生命欲望。回到圣母泉修道院后,戈德蒙在病榻上最后感受到了母亲的呼唤,意味深长地总结道:“可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了母亲的召唤,必须追随她而去。母亲无所不在。她是吉卜赛女郎莉泽,是尼克劳斯师傅创作的美丽圣母像,她是生命,是爱情,是肉欲,也是恐惧,是渴求,是本能。而现在,她则是死亡,她以死神的面目,把手探进我的胸中。”

作为解析《纳齐斯与戈德蒙》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始母这一引领主人公人生方向的形象或可作多重解读。若从荣格心理学视角出发,则可将小说中的始母视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母亲原型”(Mutterarchetyp)或“阿尼玛”(Anima),即男性无意识中被感知为他者,进而投射为母亲形象的女性元素。[49]作为原型的阿尼玛产生于具体的母亲形象出现之前,正如戈德蒙心心念念渴盼雕出的始母像,“不是以活着的真人为原型……所谓原型,非关血肉,乃是精神,是深藏于艺术家心灵中的形象”。而对于身为人子的男性而言,其阿尼玛首先便投射为自己母亲的形象,日后又投射到与之交往的女性身上,呈现出善良仙女与邪恶女巫、大地之母与美杜莎的双重面目,对戈德蒙一般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母亲阿尼玛”还可激发其创造才能。[50]由此当不难理解戈德蒙记忆中母亲形象的不断变迁,从单纯的生母容貌,转而脱离个体形象,成为人类之母;而戈德蒙交往的众多女性,“她们的面容都重塑了那个形象”。至于母亲的双重面孔,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始母那“既美丽,又可怖”,统合了“诞生与死亡,良善与残暴,生存与毁灭”的脸。另一方面,始母融爱欲与死亡、孕育与杀戮为一体的特征,也使其近似于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母权理论中的“大母亲”(Magna Mater),[51]而母权假说中的远古母权制度或可与人类早期童年类比,父性与母性的化身以“神圣配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尚未分离。[52]知人、识人的纳齐斯以其类似心理分析师的身份,唤醒戈德蒙童年所压抑的对母亲的记忆,使之开始认识到无意识的存在,代表意识的父性与代表无意识的母性产生分野,戈德蒙由此踏上了寻求自我及“母亲阿尼玛”之路。如果说他在肖似生母的吉卜赛女郎莉泽怀中醒来,象征其宛如婴孩,重生于母性世界,[53]那么及至小说末尾,戈德蒙以死亡的方式重归母怀,完成人生循环,则确如米谢尔斯所言,死亡在此“并非毁灭,而是蜕化,是回归本原”。[54]值得注意的是,始母形象在黑塞的多部作品中都有出现,如小说《德米安》中的夏娃太太就带有这位“人类母亲”的特征;[55]但《纳齐斯与戈德蒙》是黑塞最后一部提到追寻始母的作品,此后他再未涉及这个主题。或许正如卡尔施黛特的推测,在人生旅途的终点,戈德蒙意识到始母无所不在,因此不必再四处寻求。[56]更有甚者,死亡对戈德蒙而言也许并非终点,而是如小说开头那棵南国的栗子树一般,象征着母性世界永恒的枯荣循环,以及其有别于线性时间观的“既无时间,亦无历史”。果真如此,则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戈德蒙或黑塞在二元之间的求道之旅的确称得上圆满了。

译者

2017年5月

注释:

[1] Baumann, Günter: Thomas Mann und Hermann Hesse. Aspekte einer literarischen Freundschaft, S.6.

[2] Michels, Volker (Hrsg.): Hermann Hesseüber “Narzißund Goldmund”.Eine Dokumentation zur Entstehungs-und Wirkungsgeschichte. Berlin: Suhrkamp 2015, S.24.

[3] Hesse, Hermann: Brief vom 23.5.1930 an Hans Conrad Bodmer. In: Michels 2015, S.107.

[4] Hesse: Eine Arbeitsnacht. In: Michels 2015, S.84.

[5] Hesse: Brief vom August 1954 an Günther Ross. In: Michels 2015, S.154.

[6] Hesse: Fußnote des Verfassers zum Vorabdruck des Romanfragments “Berthold” in “Neue Schweizer Rundschau”. In: Michels 2015, S.139.

[7] Michels 2015, S.10.

[8] Hesse: Brief vom 30.4.1929 an seinen Sohn Bruno. In: Michels 2015, S.97.

[9] Hesse: Brief vom Mai 1930 an Mia Engel. In: Michels 2015, S.107.

[10] Hesse: Brief vom 8.1.1930 an Felix Braun. In: Michels 2015, S.103.

[11] Hesse, Brief vom Mai 1930 an Mia Engel, S.107.

[12] Hesse: Postkarte vom 7.4.1928 an Ninon Dolbin. In: Michels 2015, S.66.

[13] Hesse: Spaziergang in Würzburg. In: Michels 2015, S.64, 65.

[14] Hesse: Spaziergang in Würzburg, S.60.

[15] Hesse: Postkarte vom August 1949 an Richard Braungart. In: Michels 2015, S.143.

[16] Hesse: Spaziergang in Würzburg, S.62.

[17] Michels 2015, S.27-28.

[18] Michels 2015, S.26-27.

[19] Hesse: Rundbrief “Engadiner Erlebnisse”, 1953. In: Michels 2015, S.149.

[20] Michels 2015, S.114.

[21] Hesse: Brief vom November 1930 an Karl Isenberg. In: Michels 2015, S.114.

[22] Hesse, Brief vom November 1930 an Karl Isenberg, S.114.

[23] 分别为黑塞小说《德米安》、《荒原狼》的主人公。

[24] Karstedt, Claudia: Die Entwicklung des Frauenbildes bei Hermann Hesse. Frankfurt a. M. u. a.: Peter Lang 1983, S.251.

[25] Hesse: Brief vom Sommer 1930 an Ludwig Finckh. In: Michels 2015, S.108; Hesse: Brief vom 13.11.1930 an M. W. In: Michels 2015, S.113.

[26] Hesse: Brief vom Juli 1930 an Walter Lochmüller. In: Michels 2015, S.111-112.

[27] Hesse: Brief vom 13.11.1930 an M. W., S.113.

[28] Hesse: Brief vom Juli 1930 an Georg Alter. In: Michels 2015, S.111.

[29] Hesse: Brief vom 20.11.1930 an Otto Hartmann. In: Michels 2015, S.115; Hesse: Brief vom Juli 1930 an Walter Lochmüller, S.111.

[30] Herforth, Maria-Felicitas: Erlä uterungen zu Hermann Hesse “Narziss und Goldmund”. Hollfeld: Bange 2001, S.82.

[31] Herforth 2001, S.82.

[32] Hesse: Rundbrief “Engadiner Erlebnisse”, 1953, S.148.

[33] Hesse: Brief vom Februar 1931 an seine Schwester Marulla. In: Michels 2015, S.117.

[34] Hesse: Brief vom 27.12.1928 an seinen Sohn Bruno. In: Michels 2015, S.89.

[35] Hesse: Brief vom Januar 1954 an Gerhard Rottmann. In: Michels 2015, S.153.

[36] Hesse: Brief vom 27.12.1928 an seinen Sohn Bruno, S.89.

[37] Baumann, Günter: Wege zum Selbst. Hermann Hesses Erzählungen im Lichte der Psychologie C. G. Jungs. Rheinfelden u. a.: Schäuble Verlag 1989, S.265-266.

[38] Michels 2015, S.19, 20.

[39] Hesse: Brief vom April 1931 an Christoph Schrempf. In: Michels 2015, S.121, 122.

[40] Michels 2015, S.16.

[41] Hesse: Vorwort. In: Michels 2015, S.43.

[42] Hesse: Brief vom 3.8.1934 an Horst Magel. In: Michels 2015, S.133.

[43] Michels 2015, S.9, 41.

[44] Hesse: Eine Arbeitsnacht, S.85.

[45] Hesse: Brief vom April 1931 an Christoph Schrempf, S.121.

[46] Hesse: Brief vom 5.5.1936 an einen unbekannten Empfänger. In: Michels 2015, S.135.

[47] Michels 2015, S.18.

[48] Hesse: Brief vom November 1932 an Anni Rebenwurzel. In: Michels 2015, S.129.

[49] Gohar, Soheir: Der Archetyp der Großen Mutter in Hermann Hesses “Demian” und Gerhart Hauptmanns “Insel der Großen Mutter”. Frankfurt a. M. u. a.:Peter Lang 1987, S.65-68.

[50] Gohar 1987, S.66-69.

[51] Lubich, Frederick A.: Hermann Hesses “Narziß und Goldmund” oder “Der Weg zur Mutter”. Von der Anima Mundi zur Magna Mater und Madonna (Ciccone). In: Cornils, Ingo; Durrani, Osman (Hrsg.): Hermann Hesse Today—Hermann Hesse Heute, Amsterdam: Rodopi 2005, S.49-53.

[52] Gohar 1987, S.62.

[53] Baumann 1989, S.252, 257.

[54] Michels 2015, S.20.

[55] Lubich 2005, S.50.

[56] Karstedt 1983, S.251, 265.

品牌:上海译文
译者:魏育青 秦文汶
上架时间:2019-05-27 11:11:58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上海译文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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