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离婚吧

夜里十一点，韵江市——这个在当今中国按面积和人口计算，只能算作北方中小型城市的地方，伴随着一天喧嚣的空气中渐渐坠落沉淀的尘埃已归于平静。这里的人们大都不习惯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即使有，也大多结束在十一点前。这个点儿，九成以上的家庭已经进入了睡眠状态。放眼望去，每栋居民楼只残留着星星点点的灯光。

文静习惯于晚上十点左右睡觉，但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依旧没能睡去——丈夫吴冬还没有回来。

文静和吴冬是自由恋爱，二十年前，两人大学毕业后离开老家青县，来韵江市打拼。如今的文静是一家国企的技术骨干，丈夫吴冬原来也在国企工作，他的公司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倒闭了，下岗后的吴冬自己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

在文静心目中丈夫很努力，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公司经营上。文静知道创业的不易，也理解丈夫。俩人专业不同，业务上文静不能直接帮到丈夫，其它方面文静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帮他分担着：工作之余她尽力把全家人的日常生活料理好。家里的大事小情，不论是孩子的，还是双方老人和亲戚的，但凡自己能办的事和自己能帮他办的事，一律不用他操心。这样好给他留出时间和精力，让他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文静觉得这是做妻子的本分，也是对丈夫事业的最大支持。

这些年，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发了财的人遍地都是，文静既不羡慕，也不嫉妒。并非她多么超凡脱俗，而是她本不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特别高的人。她认可自己的能力就是挣死工资的料，也安于挣死工资；吴冬倒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忙来忙去，企业的规模比之刚下海时只有一间破房子的小门面，到现在租用的大门面，经营面积倒是扩大了十几倍，办公条件也大不一样了。可到年底一算账，经营好的年份里，能增加些库存，账面上有个十万、二十万的盈余；不好的年份里，还得靠家里的积蓄，甚至文静的工资往里贴。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文静也曾四处求亲戚朋友作担保，从银行贷款帮他解决资金上的燃眉之急。公司开了十多年，一直没能实现吴冬的创业目标，经营的平平淡淡，但却丝毫不影响吴冬的创业热情。隔几年，一旦公司的盈余积累到了几十万，家里有了些积蓄，吴冬就会考虑上新项目，欠缺的资金贷一部分款子。新项目上马后，公司连同家里就会陷入新一轮的还债过程。

吴冬没白没黑的忙，一年365天几乎无休，文静眼见丈夫的白发日渐增多。去年，俩人唯一的女儿薇薇也考上了大学，文静有时会劝丈夫：“咱就一个孩子，钱够用就好，身体最重要啊。”文静并非嫌弃吴冬，嫌他没挣大钱，瞎折腾。她想的是：房子有了，虽不是吴冬最初想要的别墅，也算宽敞实用；车子也有了，虽不是奔驰宝马，去哪儿也不是问题。钱那个东西，够用就好。如果赚得太费劲儿太辛苦，牺牲了休息时间，透支了身体健康来换，文静觉得真不划算。所以有时候，她也劝丈夫不要再老扩大规模，上新项目了，毕竟四十几岁的人了，维持现有规模攒点儿养老钱。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两口子身体好好的，一起相伴到老才是最重要的。

吴冬不愿意听妻子的劝解，从下海那天，他就想把企业做大做强。文静记得那时的吴冬，树立的目标是要进入全国的多少强，然后上市。那时的她特别崇拜吴冬，每当他说出一系列的创业规划，说出那些专业术语，特深奥，深奥到她听不懂。但成功对吴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管丈夫没能实现当初的目标，文静觉得也是正常的，并不影响丈夫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自然，劝说归劝说，只要丈夫还在坚持，就不影响她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持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吴冬的心态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尽管他在家人面前依旧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但他已经不像创业初期那样意气风发了，在家人面前时常流露出带有失望和丧气的疲惫感。年轻时的他很少醉酒，如今醉酒的次数多起来。去年的某个晚上，吴冬喝完酒回家，进了门，换了鞋，半躺在沙发上，情绪低沉，很显然酒没少喝，话也多起来。文静听出了丈夫的坏情绪缘自酒席桌上，有几个同学买卖比他做得大，有人新换了豪车，有人新置了地产。徐云涛的公司甚至已经上市了，达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那种成功。吴冬唠叨了够了，起身去了卫生间，洗手的时候在镜子里看着鬓角的斑白，他紧迫感和压抑感来了。忍不住走出来跟文静发牢骚：“为什么就我做得最难？真他妈的干够了！”

文静倒没觉得怎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遇，没必要非要争个你高我低。何况自家的日子吃穿不愁，也在一般家庭之上。见丈夫自尊心太强，压力太大，文静赶紧给丈夫卸包袱找台阶下。怕吴冬受不了，文静没敢说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只说：“人家的成功并非单靠一己之力，人家有人家的人脉，人家的机遇。”又为吴冬找出诸多的理由安慰他，肯定他说：“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白手起家，全靠自己的能力，能混出现在的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再说了，身体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文静给丈夫支好了下台阶的梯子，支得体面又合情合理，吴冬却不肯下来。他沉默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文静又劝道：“干够了咱就歇歇，别老上规模了。按现有规模经营，你能轻松些，而且肯定能赚钱。”

文静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丈夫烦累，她也是真心疼。可文静的好心劝说并没能把吴冬解脱出来，他依旧阴沉着脸。文静知道丈夫脾气倔，不服输，说急了更惹他心烦，就把电视频道转换到他最喜欢的足球节目，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好让他的不开心快点儿过去。可文静也知道，她经常是无能无力的。

看着吴冬的状态，再看看周围其他同龄人，发财的、没发财的；成功、不成功的，大都开始量力而行，面对现实慢慢静下来了。大家开始热衷于养生、旅游、享受生活，弥补年轻时因为工作忙碌对配偶孩子和老人的亏欠忽略。吴冬却更加忙碌，晚上的饭局一个接着一个，回到家一副劳累不堪的样子。文静有时候真替丈夫想不通，吴冬在她面前却更执拗，执拗出了紧迫感，总说“人到中年，得好好抓紧还能拼得动的日子。”他孤注一掷，眼里嘴里只剩了事业、事业，甚至已经完全无视了家人的存在。比方说，文静身体不舒服了，以前至少他还能注意到，知道问一下；他父母年龄大了，想儿子，也希望吴冬能花些时间回家看看。可是不管是妻子、老人还是孩子，吴冬忽略的越来越彻底，连问都没有时间问。

今天是周末，已经是吴冬本周在外的第五个饭局。文静在黑暗中摸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再一次翻看了吴冬下班点发来的信息，信息简单到只有三个字：“饭后回。”文静看着这三个字，想着从前他有应酬时总是主动说明跟谁一起，在哪儿吃，可现在却只剩了三个字。文静不由得不思考，这五个多小时的饭局究竟是吃什么？吃什么能吃五个多小时？跟谁吃？谈多大的生意能每天晚上谈五个多小时？更何况最近也没听说他谈成了什么生意。文静疑惑了一阵子，又挂念他别喝多，喝多了，可千万别开车出事儿。挂念一阵子又忍不住疑惑起来，除了那些洋快餐，什么样的酒店这么晚了还不打烊？他一晚接着一晚的应酬是在跟客户喝酒吗？是在跟什么重要客户喝酒？

文静婚后一直奉行“散养老公”的原则，她觉得信任是婚姻的前提和基础。从前吴冬也挺自觉，只要有应酬，早早主动打电话把自己的行踪和安排告诉媳妇。老公交待的清楚，她自然更没有必要细问。于是，婚后多年的日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公交什么样的朋友她没问过；老公加班到几点，和谁一起加班，加班都干了些什么，她没问过；老公出差和谁去的，她也没问过。每次都靠吴冬自己说，但她认为原来的吴冬应该没有撒过谎，而现在——

文静觉察出了吴冬的反常，他的应酬不再说得具体详细。文静心里想问，又怕问了会引起老公的反感，显得对他不信任，多数时间里话儿到嘴边就出不了口了；有两次吴冬回来的实在是太晚，她追问起来，吴冬一次说公司里的事儿没忙完；另一次则说跟客户在外面喝酒谈事儿，人家不说走，自己也不好催。文静再问，吴冬不耐烦起来，说话的声腔也高了：“一天到晚忙都忙死了，累都累死了，回家也不得清静！”文静见老公的脸色不好，怕他大半夜的吆喝起来吵得四邻不安，只好憋住不问。有时一闪念她也怀疑过吴冬在外面有人了，这个想法吓到了她，又立马被她否定了。她想，即使全世界的男人都出轨了，他吴冬也不会。文静有三条理由：第一，她坚信丈夫骨子里就不是那样的人；第二他没有闲钱；第三他也没时间没精力，光公司就够他忙，够他累的了。

睡不着的文静，不停地为丈夫的晚归寻找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安慰着自己：或许他跟客户吃完饭又唱歌去了，又泡脚去了；但她又否定了自己，觉得每天晚饭后都唱歌，都泡脚似乎也不合乎逻辑。她想给吴冬打电话，可他已经不像从前了，电话打过去先是半天不接；好容易接起来，文静还没开口的，他倒先不高兴了，说自己正跟客户谈生意，不要有事没事儿总给自己打电话，自己的牢骚发完了就挂断，弄得文静不光插不上嘴，还羞愧自己的小心眼儿。自此每当他晚归，文静想打电话心里又犯怵；不打，自己真睡不着。时间已近午夜，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文静下了决心，拨通了吴冬的电话。她问吴冬在哪儿，吴冬回避了文静的问题，说了一句：“你先睡吧，我马上就到家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吴冬回来了。文静听见他开门进来，换了拖鞋，悉悉索索地脱衣服换睡衣。然后他关掉了客厅的灯，用手机的光照着进了卧室，躺到床上。文静问吴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吴冬答非所问地回了句：“哦，睡吧。”说了一句话不到，留给文静一个背影，睡了。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常态。文静也不好再追问什么，她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找个时间跟吴冬好好谈谈了。问问他，自己的感受对他来说还重不重要？这个家对他来说，究竟是一个家，还是一个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