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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飞说：“家伟，你觉得如何？”

　　林家伟说：“我原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这家公司在机器购置上有些非议，我拿不准，才让丁雯去请示你。经你这么一说，觉得茅塞顿开，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搞系列报道。”王一飞说：“就是，我们的报纸，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替党和政府排忧解难嘛！”

　　林家伟说：“就是，就是。”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暗暗地骂道：“蠢驴，我已经把事儿给你点破了，你还固执己见，自鸣得意。那你就引火烧身去吧。”过后，林家伟又一想，觉得王一飞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王一飞是市长黄心刚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绝不会为黄市长发难题，说不准就是受了黄市长的旨意。这样一想，倒嘲笑起自己太自作聪明了。

　　林家伟与王一飞共事多年，他已深谙王一飞的个性，他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了。面对这样一位上司，凡事他都顺从着他，自己毕竟是个副手，即使出了问题，也是一把手承担。他只是做到该提醒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该暗示的东西一定要暗示，天地良心，问心无愧，能够对得起自己就行了。这是他的为人之本，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中国所有的餐桌上几乎都是一样的程序，边吃边聊，针砭时弊，黄段子下餐，酒过三巡，划拳猜令。他们一行几人不外乎这套程序，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杨大光说，最近跟兰州的朋友吃饭，他们讲了个笑话，太有意思。大家说你讲一讲，让我们听听。

　　于是，杨大光便讲了起来。杨大光说：“有一个小孩在复习功课，遇到‘社会’两字，不懂它的含义，就问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个公司经理，就对孩子说：‘社会这个词儿说抽象也很抽象，说具体也很具体，我不妨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我们家里，你妈妈是总管；我在外面管几百个人，就是资产阶级；咱家的小保姆，给咱家打工，就是无产阶级；你在咱家就是人民；你弟弟就是未来。什么是社会，这就是社会。’晚上，他的弟弟在床上尿了一泡尿，把他给弄醒了，就去找保姆。结果，推开保姆的门一看，他爸在保姆的上面，就去叫他的妈，他妈在呼呼大睡，一下叫不醒。没有办法，他回来就写了一段日记：‘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总管呼呼大睡，人民状告无门，未来是一泡尿，这就是社会。”

　　杨大光的故事一完，满桌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都说这个段子好，太有意思了。

　　丁雯笑着说：“杨老板，这个段子好像是你家里发生的事吧。”

　　大家又是一阵笑，纷纷说有可能，杨老板家也有个小保姆，经常受杨老板的压迫。

　　说笑了一阵，气氛马上活跃了，真有点其乐融融。

　　林家伟笑过之后再一琢磨，觉得这个笑话意义深远，很有现实感。他不由联想起杨大光公司的一些事，就越发觉得这则笑话真是恰如其分。

　　3 下午下班，林家伟来到最繁华的敦煌街。下车汇入滚滚的人流之中，他才发现今天手握鲜花的男男女女实在太多了，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更多的是青年人，一个个行色匆匆，想急于见到他(她)的情人。现代的人真是活疯了，世界真是乱套了，要是全中国做一个统计，情人节这一天不知有多少对情侣在约会，其数量比现有的家庭数量少不了哪里去。而这些情侣中，真正属于夫妻关系的又有多少？ 社会的大解放，带来的将是人性的大解放。人性的大解放是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无秩序、无规则的状态？ 这些问题在他的脑海里闪了闪，他无心去琢磨，也无法去回答，这些都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命题，就让那些学者们坐在书斋里研究去吧，他想的是如何给豆豆选个好礼品，讨得她的高兴。

　　鲜花他是不打算买了。一个中年男人，捧着一束鲜花，走在情人节的大街上，他觉得很不顺眼，要是被熟人瞧见，还有些尴尬。况且，他知道豆豆不太在乎形式，在乎的是内容。豆豆想得到的不是一束鲜花，而是手腕上的一副金链子。他与豆豆相交两年多，戒指、耳环、项链都买过了，就差一副金手链。为这事，豆豆不知在他面前念叨过多少次。他总笑呵呵地说，“最近手头有些拮据，等过一个阶段再说……”“再说”了两次，豆豆就不太高兴了，虽然嘴上不多说什么，但在行动上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好几次林家伟约她出来，她总是推说忙，不肯与他约会。林家伟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心里就狠狠地骂：真他妈的婊子，这与嫖妓有啥本质的区别？即使有区别，也仅仅是付款形式上的区别，一种是零售，一种是预付。操他妈的蛋，我再也不理睬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