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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法律是对是错，人都必须要遵守吗？


　　没有什么划分的界限吗？


　　“按照你的意思呢？”舅舅问，“安提戈涅做得对，是吗？”


　　“我觉得是。”费迪说。


　　“我也这么认为。”舅舅说，“现在你能帮我把灯拽上来吗？”


　　“怎么？”费迪举起灯问，“那你一开始又跟我讲苏格拉底的故事，告诉我人一定要遵守法律，否则整个国家就乱了，因为整个国家是靠法律维持的。”费迪觉得自己已经糊涂了。


　　“是的，这么说也对。”舅舅说，“再举高一点。对，好了，这灯算是安上了，谢谢。现在我们先不谈人是不是被允许逾越法则、规定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涉及的是，人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良知，以及人是不是可以蔑视他人的尊严，无论那个人是生是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些道德的标准真是太棒了！一会儿要人这样做，一会儿又要人那样做。随时都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到底让人怎么遵守？”


　　“对不起，我只是想到这关系到你自己的生活。”舅舅说，“可我真没想到，你是在考虑所有人的行为方式。你做得非常好。哦，感谢老天，我终于从梯子上下来了。站在三米高的地方和别人聊天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你做得非常对，对所有事情都思考两遍，反问自己一次。我要跟你学，以后也要注意这么做。”


　　“那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什么？”


　　“人不应该遵守所有的法律和命令。”


　　“你说得对，这有一个界限。”舅舅坐到一张椅子上说。


　　“太好了！那界限在哪呢？”费迪同样也找了张椅子坐下说。


　　“具体明确地说它在哪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你们在学校里一定讲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也就是纳粹时代吧。对那个黑暗的时代，我就不用再对你细讲了。”


　　“当然，我们相当详细地讲过。”


　　“那么，”舅舅继续说，“你可能也听说关于‘白玫瑰’的一些事情吧。”


　　“没有。”


　　“‘白玫瑰’是一个组织，由慕尼黑大学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个教授组成。他们对所发生的可怕事件感到吃惊，并决定有所反抗。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唤醒其他人一起进行反抗，因此他们写了标语并开始分发。他们在大学二楼的天井向下散发传单。绍尔姐妹被当场抓住了，接着整个组织的人都被抓住了。他们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今天，我走过二楼的天井，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难过。虽然他们的做法是反抗当时的法律，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当时的法律是错的，不公正的。所有人在道义上都有权利去反抗它。”


　　“当时的法律是什么？”


　　“嗯，比如这些：只是认为信仰犹太教就被蔑视、被送到集中营；压制言论自由；允许跟踪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纳粹的世界观就被残忍地杀害。其中的一部分根本不是法律，只是元首的规定。只有少数人在反对这个不公正的系统。绍尔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和库尔特·胡博教授就是例子。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择了死亡。他们的意见就是，还有比法律更重要的规则。”


　　“法律的效用，”舅舅接着说，“在那个灰色的时代变得很糟糕。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对苏格拉底的故事提出批评。苏格拉底不顾一切地维护法律的稳定。他认为，人应该抛开个人的权利遵守法律，因为国家在法律的维护下可以提供安全和稳定。现在人们经历了国家即使在法律的限定下仍然会出现不公正。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个界限，什么时候人们遵循法律，什么时候不应该遵循。”


　　“这非常有意思。”


　　“法律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他受到争议的建议书中提出过一条标准。”


　　“是什么样的标准？”费迪问。


　　“建议书中说，只要一条法律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愚蠢，都是有效的。这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纳粹时期的法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