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夫妻二人合著：印记

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是1972年11月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电报，晚上快8点了。爸妈急匆匆地回家来收拾东西，问我回不回，我已经把棉猴穿在身上了。院里派了一辆车——老式上海，我们从半山坡上开往国防大学，从他们那院穿过去火车站。火车、长途汽车。第二天的下午，爸爸终于一路打听回了老家，天已经快黑了。老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开场前他一直流汗，手在不停地抖，编导们看到他的状态都非常担心。为了宽大家的心，他一个劲儿说：“没事，没事，你们给我准备一条大毛巾就行了。”他拿着“面瓜”经常搭在肩上的那种大毛巾，不顾我焦虑的目光，精神抖擞地上台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彪子挥汗如雨，他却始终笑着，现场的气氛在他的带动下十分活跃。

我的心降到冰点。我知道哭泣和哀求无济于事，到哪里都是一样。难道没人想过给死者一个温暖的住所吗？难道没人想过太平间要给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一种太平吗？难道没人想过要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吗？在那里，死者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他们无以诉说。门外突然一阵喧嚣，把我从悲痛中唤醒。原来是一名记者偷了护士的外衣，假扮成护士上来拍照，被武警战士拦了出去。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堵住了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