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并不必然等同幸福：追风筝的人

哈桑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我总是寻思他会不会在梦里见到她，会不会梦见她长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我还寻思他会不会渴望见到她。他会为她心痛吗，好比我为自己素昧平生的妈妈难过一样?有一天，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电影，我们从爸爸家里朝扎拉博电影院走去。我们抄了近路，穿过独立中学旁边的军营区--爸爸向来不许我们走那条捷径，但当时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

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街道不多，彼此成直角纵横交错，像个棋盘。当时它是个新城区，仍在蓬勃发展中，已建成的住宅区有八英尺高的围墙，在它们之间，街道上有大量的空地和尚未完工的房子。我跑遍每条街巷，搜寻哈桑的踪迹。到处都是忙着收起折叠椅的人们，在整天的狂欢之后，收起食物和器皿。有些还坐在他们的屋顶上，高声向我道贺。在我们家南边第四条街，我碰到奥马尔，他父亲是工程师，也是爸爸的朋友。

隔日清早，我坐在房间中间，拆开一个又一个礼品盒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费劲，因为我总是兴味索然地看上一眼，就将礼物丢到屋角去。它们在那边积成一堆：宝丽莱相机，变频收音机，精巧的电动列车组合玩具--还有几个装着现金的信封。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花那些钱，不会听那个收音机，而那辆电动列车也不会在我房间中爬上它的轨道。我不想要这些东西--这些全都是血腥钱；而且，若非我赢得风筝大赛，爸爸根本就不会替我举办那么一场宴会。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