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讲述精英人生

不少内地人士将香港形容为一本非常深奥的书，不易读懂读通。这话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多了解一些香港成功人士的故事，倒不失为进入香港这本深奥之书的一条可行途径。回望来港工作十多年的经历，结交香港各界的朋友，可以说是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许多成功人士的创业历程，不仅是我脑海中不断累积的生动难忘的记忆，更是我了解并加深认识香港的一把钥匙。

您关于2005－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被认为是受欢迎的预算案，但也有人批评忽视了中产人士的税负。您接受这一批评吗？ 全世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口袋里留多一点钱总是开心一些。但我觉得，目前经济刚开始复苏，情况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个财政年度减税，再看一年，如果经济持续复苏，下个财政年度减税的空间就比较大了。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认同。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袭，经济活动的大幅萎缩，加上病毒的长期威胁，都会加深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磨炼他们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抗炎表现，更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什么是知识的力量，什么是公民的责任。如果这场疫症有助扭转某些少年自我中心和缺乏承担的心态，令他们开始懂得要多为他人设想，凡事从自己做起，那就真的是祸兮福所倚了。

我曾经希望做个好医生，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我感到靠自己的一双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个病人，因此我就决定在医学院教书。我回到香港后就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第一任眼科教授，希望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给更多的人。如果培养出10个学生，每个人每天能为20个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为200个病人服务，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过程还是太漫长了，我就思考如何尽快地把我的知识让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政策的制订。这就是我为什么加入政府的动因。

我不能算成功，不过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抛头露脸多了，所以大家说起来都知道我。其实，我走过的路，跟我许许多多同学或同龄人一样。香港许多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白手起家的。念中学的时候，班上40多个同学，很多人都是走路回家吃中午饭，连自行车都没有，两毛钱的巴士都坐不起，5分钟10分钟把午饭解决了，就赶紧往回走，夏天一个来回都是大汗淋漓的，大家都一样。 正好我们出来工作时，碰上香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比较快，在我们上面有很多空间，就硬着头皮上去干。所以，年轻时候就有机会坐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一干就干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