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后代的苏联印记

1939年8月一天的下午，延安。巍巍宝塔山下，一群10岁出头的小男孩站在波光粼粼的延河边叽叽喳喳地吵成一团。“刘允斌刚才说，他敢把从河里摸到的鱼生吞下去，你们信不信？”“我信，我信！刘允斌他最勇敢了！上次我和他去城里玩，亲眼看到他把整整一勺辣椒面就那么一下子吃下去了！”“哼，我才不信呢！除非他现在就下河抓一条鱼，当着大家的面吞到肚子里！”“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1940年3月，周恩来结束了在苏联的治疗。与邓颖超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同时回国的还有任弼时，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暂由在苏联养病的林彪接任。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在大事方针上拿主意，不管琐碎事务。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苏联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秘书长哥特瓦尔德会谈时，表示了计划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愿望，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他们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部广播发射机拆成散件，装进木箱，运送回国。

德军在白俄罗斯推进神速，一周之后，已经进入了少先队营地所在的诺沃尔叶尼亚村。许多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成年人被德军集中起来，强迫他们劳动。躲进树林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师生，虽然暂时逃避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抓捕，但是几天过后他们就遇到了困难——带在身边的食品已经吃光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孩子们经过一惊一冻，许多人又生了病。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安娜老师决定冒险。她低声说道：“孩子们，我去村子里找大夫和吃的东西，你们千万别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