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全文）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在分配上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正是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成了公共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前面曾提到的嵖岈山和七里营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

公共食堂在全国兴起后不久，受浮夸风和"放卫星"的影响，中央领导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甚至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公共食堂不但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大搞"放开肚皮吃饭"。但是，好景不长，从1959年春开始，不少公共食堂已为粮食严重不够所困扰，有的食堂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只得散伙。

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公共食堂，还带有群众的自发性，且人们在主观上认为办食堂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能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话，那么，庐山会议后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则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公共食堂，解散公共食堂，所以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大办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周小舟都讲到过公共食堂、供给制的问题。

要克服严重的困难，仅靠"增饭法"、"代食品"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恢复农村的生机，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就必须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庐山会议之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继续高举着，并企图来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