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NYU：电影人的开始

李安终于修成正果拿到NYU的毕业证书

　　6 NYU：电影人的开始

　　NYU电影制作系研究所的训练算是很扎实，三年里把电影的前置、后制都摸过了，通常毕业作得花上额外的一年时间完成。每个学生要编导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乐片、配声片、同步录音片及毕业作。这里以栽培导演为主，上课时，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名片的结构与拍法，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拍片及讨论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时可练习创作过程﹑领导统御及被批评时要何以自处。帮别人拍片时，则有机会触及各部门的基本技术。虽然都是入门，但我学到了初步的整体制片及导演的概念。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Line）。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分界线》的头四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NYU的环境是孕育我成为电影人的开始，在这之前，我没有碰过电影，都是弄戏剧，拍片也只是玩票。没想到碰对了路，就一直走下来，也没想过要转行。

　　对我来说，学校毕业后才碰到真枪实弹，还没有被打死的话就学些经验，继续往前走。

　　NYU的教育方式很务实，我学了不少实务，都是吃饭的家伙。我觉得新的台湾电影常常瞧不起技术，但在NYU时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求生训练，大家机会均等，一起出去拍片，各部门的技术都摸得到，但不专精。同时还要学着当领袖，让人听令办事，那时是领导三五个人，现在领导三五百人，但原则类似。

　　我一拍片就会忘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导演（director）"，就是给方向（direction）的人。从学生时代起，我拍片就有个目的：想练习一样新技巧。学生阶段，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想表达，职业拍片后就有话要说，而不再只是练习新招了。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个习惯，每拍新片总希望能触摸一些新技术。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多好奇心，学到某个技术，就会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es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JoelRose）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Isnot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