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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人做了君主，便能够以仁正己施众，受到臣民们的拥戴。汤以德行仁，民尊之为“圣贤之君”；文王视民如伤，民称之为“仁德之王”。仁君在位，便会出现太平盛世，社会便会长治久安，人民便会安居乐业。人民之所以祖述尧舜，讴歌禹汤，宪章文武，就是因为他们有仁德，施仁政，行王道，具有卓越的治理天下的才能。

　　治理国家，既要有明君，又要有贤臣，明君有贤臣辅佐，便会国强民安。所谓贤臣，就是坚持行仁，以仁事君。例如，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不合道义的事，纵使以天下财富为其俸禄，他也不屑回顾；纵使有四千匹骏骥系于眼前，他瞥也不瞥；倘不合道义，他粒米不肯与人，草芥不肯取诸人。周公欲兼学夏、商、周三代之王，以实践禹、汤、文、武之勋业，倘有不合当日情况者，仰面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即刻付诸实践；他兼并了夷狄，驱赶了猛兽，百姓方得以安宁。

　　志士仁人，天下之贤士也，他们既有远大的理想，又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他们既求仕以救世济民，又守道不贰，不丧志辱身。这些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偕同百姓循此大路前进；不得志，独行其道，坚持其原则，富贵不能使之淫乱，贫贱不能使之移志，威武不能使之屈节。

　　圣君、贤臣和仁人志士，这些人才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来造就。总之，孟轲所欲从事的最初事业，是力挽狂澜，将人类失去的善性寻回来，培养“仁义礼智”的仁人君子，从而实现其“仁政”的政治理想。

　　听着孟轲这些颇似孔子而又不同于孔子的仁政思想、人才思想和教育思想，公孙玺仿佛又回到了青壮年时代，自己正指挥着千军万马，暴风骤雨般地席卷齐鲁大地，所向无敌，威震诸侯。他这样听着、回想着，面前叠印出许多五彩缤纷的镜头——东海上那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在升腾，在滚动，把它那无限的光和热慷慨地抛撒于昊昊太空，莽莽大地；湛蓝的夜空，高挂着一弯新月，点缀着数颗明星，其色若银，其光如水，璀璨、晶莹；巍巍泰山上的迎宾松，探身招手郁葱葱，风霜雨雪傲筋骨，千年万载永年轻；滔滔东去的大河激浪，吞天噬日，摧枯拉朽，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茫茫大海上的灯塔，光芒四射，给航行的船只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漫漫戈壁滩上的绿洲，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百鸟唱和，万兽追逐，这里是沙漠的未来和希望；皑皑巨峰上的雪莲，冰肌玉骨，傲寒而生，喷芳而笑……这一切令公孙玺眼花缭乱，如醉如痴，他将全力支持孟轲的事业，哪怕是倾家荡产。

　　告别了公孙玺之后，孟轲还用较长的时间拜访了卿大夫、缙绅、三老和社会贤达，广造舆论，争取多方面的支持，以便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孟轲所处的时代与孔子不同，私人办学已蔚然成风，告老还乡之官吏，宦海失意而辞官为民者，读了书而未能出仕者，鄙薄仕途而不愿为官者，纷纷收徒设教，筑坛讲学。这种私人办的学校，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私塾。各私塾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自然各不相同。孟轲所欲办的这所学堂，并不与公学和其他私学争势，第一，它的招生范围不局限于地方，而且面向整个天下。第二，它“来者不拒”，不限于社会的上层，平民百姓的子弟亦可来拜师入学。第三，他招收的是具有相当学业基础的青年，而不是须进行启蒙教育的孩提。

　　在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舆论准备之后，一方面是由公孙玺出面，派专人筹建学堂。另一方面是孟轲将自己的人才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招生原则和方法公诸于世，二者双管齐下。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一所别致而小巧玲珑的学堂落成于因利渠畔，它背依山阜，山虽不高，但风景却秀丽，四季常青，象征着生活学习在这里的人朝气蓬勃，青春常在；面临因利渠，渠虽不深，但清澈的渠水滔滔汩汩，丁丁冬冬，常年奔流不息，标志着知识的源泉永不枯竭——这地点是孟轲选择的。校园内有堂——教室，内——学生的宿舍，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学生的堂与内之间，以方便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并与学生打成一片。教室瓦脊草顶，门大窗阔，以保证室内有充足的光线。除了堂和内之外，校园还建有做饭的厨房，进餐的食堂，运动之场，游艺之室，洗墨之池，曝书之台，可谓设施完善。校园的正东偏北有一角门，可通东院。东院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是供日后藏书之用——这校园是孟轲设计的。后世有人在校园的西侧建了一处断机堂，于是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这大约便是今日孟庙的远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