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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穿越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生活是一种什么感受?

腾讯文学 编辑于 2016-09-18 17:18:19

本文摘自《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如果你从耶路撒冷西面进城,那么你在看见她之前就能闻到她的气味:袅袅炊烟从房顶和城墙后面缓缓升起,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圣殿祭坛上的炉火必须烧得很旺,因为这是《托拉》中的规定。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按时向耶和华献动物牲祭。这种长年不断的烧烤活动被称为“Tamid”,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天天如此”。但对于这种用火烧烤整体动物的仪式,希腊语中也有一个对应的词,叫作“屠宰”(Holocaust)。这是两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在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所有文化中,只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用整体动物献燔祭。因此,才会有成千上万的山羊、绵羊、公牛和牛犊从周边山区的牧场和农场被赶进城里。在出现新月的当天,按照《民数记》(28:11-15)的规定,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和一只公羊羔(同时还要献谷物、油和酒作素祭),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圣殿中献祭并不都是“燔祭”(olim),有些仍然采用“牲祭”(korban)的形式。动物的尸体根据需要分成不同的部分,熬好的油和收集的血分别作为献给全能上帝的一部分,要在专用的献祭容器中焚烧。但是,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烧烤整体动物开始在献祭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整个献祭过程中,利未人要唱赞美诗,但当时似乎并不伴有祈祷。

这种“宰杀”仪式十分复杂且非常辛苦。乍一看,放出如此多的动物血似乎与禁食动物血的严格禁令是严重冲突的,但这两种习俗却是相互联系的。动物牲祭之所以如此普遍,正是出于对食用带血的肉的厌恶。正如大卫•比亚尔(David Biale)所说,完全有可能,动物的血献祭与吃不带血的食品相结合,正是为了针对他们周边的民族奉行的更愿意吃带血食品的饮食习惯建立一种反向文化。《圣经》中坚持认为,动物的“nefesh”——生命的本质,有时译为“灵魂”——就存在于动物的血中。所以,不要以为圣殿的院子里总是充满了带血的动物肢体。动物被宰杀之后,通常由一位祭司把动物的血一丝不苟地收集在一个专用的盆里。这样在献祭时就不需要另辟水道把污血排走,同时又能使献祭区保持清洁。然后,将动物的皮剥掉并将尸体投入焚烧炉,这样尸体在完全烧净之前会保持原状,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只剩下骨头(偶尔会剩下山羊胡子)。最珍贵的动物皮通常归大祭司所有,然后他会将其赠送给其他祭司。但围绕这些动物皮产生了很多争议。

在朝圣节日期间,献祭活动会更加频繁,大量的观光者和参与者聚集到耶路撒冷,感受庄严的气氛,出席节日活动。从体量上讲,耶路撒冷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在城市规模及人口方面出现了迅速增长。如果说赫克特斯[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旅行家,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之父”。据传他曾在波斯王国的领地内及周边地区广泛旅行,著有《大地环游记》。尽管他的历史著述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影响和鼓舞了他后来的真正继承人希罗多德]给出的“12万人”这个数字完全是一种凭空想象,但人口数以万计、城市规模已经扩大到大约8平方公里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肯定,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使周边的乡村繁荣起来,虽然从巴比伦人的劫掠后的废墟上恢复这种繁荣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向西南延伸而地形起伏的“低地”地区由于冬春两季降水丰沛,开始重新生产小麦;而相对干旱的山区则点缀着一片片的橄榄树、葡萄园和牧场。为了满足大量涌入的朝圣者的饮食需求,犹地亚的农场主们在城墙附近的货摊上出售农产品。而从远方赶来的小贩,则带来了各种日用品:来自推罗的渔夫带来了各种鱼类;来自亚实基伦、托勒密和加沙的商人贩来了爱琴海的瓷器,并且需求量不断增加;而来自北方的商旅则兜售各种腓尼基玻璃制品。


城内和周边已经建立了许多犹太会堂,既可用于诵经和祈祷,同时兼作接待中心。但耶路撒冷毕竟是“圣殿”的所在地,那里有长年不断的献祭动物传送带,有朝圣节期和赎罪圣日的日程安排,有安息日休息仪式(这是古老世界的一项发明),以及以斯拉于两个半世纪前首创的《托拉》书卷日常诵读仪式。虽然那里已经没有国王,但却充满了大卫作为假定的《诗篇》作者、所罗门作为田园诗《雅歌》与虚构的《智慧书》的作者形成的文学记忆。神授权力的魅力集中在大祭司身上。围绕这位威严的人物,整个城市的社会生活机器在平静地运转着。


随着王室的分崩离析,所造成的最大影响(相对来说也更长期一些)就是,大祭司必须是撒督(Zadok)的直系后裔。这是因为撒督曾站在大卫一边,并曾膏所罗门为王。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撒督本人是亚伦(Aaron)的大儿子以利亚撒(Eleazar)的后裔。这正是以利亚撒作为大祭司在历史上时常被提及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家族谱系一直回溯到雅各和利亚(Leah)的儿子利未(Levi)。所以,就感觉而言,大祭司在圣殿中公开露面、偶尔单独地进入至圣所(指圣殿中安放《托拉》的约柜)的特权无疑是一种王权,具有浓重的象征意义。大祭司身着奇异的法袍露面,表明他是以人形离神的崇高异像最近的犹太人。

然而,尽管有一册家族谱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反复提到西缅(Simeon)和敖尼雅(Onias)——但我们对历代大祭司个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并且除了《圣经》中的描述(也不是太多),我们对他们履职和出席仪式的细节并不了解。在拉比传统中,西缅一直是一个模糊的人物。他被称为“义人西缅”(Simeon the Just)。但除了某些文献中说他在公元前3世纪曾拥有祭司身份外,其他的描述并不一致。这些描述只不过把他作为个人虔诚、犹太正义和礼仪权威完美结合的例证。(客观地说,在各类百科全书,例如,以详尽著称的《早期犹太教百科全书》中,根本没有关于西缅的词条。)

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大祭司所拥有的并不只是威严、财富和权力。他俨然是王室家族体系和祭司贵族阶层的核心。他们每个人都有庞大的家族和家产,都有大量的官吏和食客。约瑟福斯也曾提到过耶路撒冷的“长老会”(gerousia)。它有点类似于亚历山大的元老院,可能负责就税收之类的重要的长期事务与希腊领主进行交涉,并为圣殿的维护提供资金。这是从波斯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另一个传统。总而言之,这个耶路撒冷—犹地亚精英阶层在市政管理方面,同时也在精神和世俗方面,构成了一个统治体系,成为维护犹太教快速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


在所有这些猜测中,一个惊人的事实从已有的文献记载中凸显出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大量有关圣殿贵族的真实情况。

在公元前3世纪即将结束间,撒督家族的最后一代传人、“义人西缅”的儿子——大祭司敖尼雅(根据约瑟福斯记述,他的手一碰到钱就痒得难以忍受),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当时,这个人正在约旦河一带做生意。他叫多比雅(Tobiah),后来当上了一个强大氏族的教父。关于这个氏族,约瑟福斯曾花了大量的笔墨,而他们的戏剧性故事完全可以与收入在“芝诺档案”中的书信联系起来。写这些信的人也叫“托比雅”(Tubias),当时是约旦河东岸的一个要塞的首领。这些信是写给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大臣的,并且显然出自一位强征苛捐杂税(非常像约瑟福斯提到的“带刀贵族”)且婚姻前景看好的人之手。

尽管多比雅本来是亚扪人(Ammonite),因而并不具有犹地亚民族文化血统,但他的财富和权力使他足以够得上是一个犹太人,完全可以通过婚姻进入祭司贵族的最高层。他积累财富的方式就是用军事手段代表托勒密政府征收土地耕种税,用强行收取的大量金钱来支持与塞琉古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

多比雅先把钱交给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亚斯(Apollonius),然后再从当地居民的手中重新把钱捞回来(另外还有巨额的红利)。换句话说,他就是那种总能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发大财的人:集地方军阀、强盗式贵族、政府承包商于一身,其富裕程度和犹太人的做派足以使他有资格与大祭司的女儿攀亲。

约瑟福斯用大量的篇幅对多比雅和他的儿子约瑟进行了描写。约瑟用“富二代”的生活方式,洗净了他父亲积聚的不义之财,并且爬上了被称为“不可或缺之人”的高位。

然而,正是由于多比雅的孙子胡肯奴(Hyrcanus)将本来是“芝诺书信”中明确认定的一个当地要塞改造为约旦河东岸上的一座豪华的石灰石宫殿,才把公元前2世纪初这个希腊化氏族的生活图景以最壮观的建筑形式作为证据保留了下来。


位于肥沃的约旦河谷的卡西尔拉巴德,是整个希腊化世界中最引人入胜的历史遗迹之一。两层建筑的正面,是一排优美的石柱;一排排石柱把内部广大的院落分隔开来;正门的墙面上雕刻着张牙舞爪的雄狮和烈豹。也许当时的某位雕匠为了讨主人喜欢,竟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正确地运用其动物学知识,在宫殿顶上雕刻出一只鬃毛怒张的狮子为一窝幼崽喂奶的温馨场景。

刚刚建成时,宫殿的四周是一个景观湖,那一排排优美的石柱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这个人工湖以及支撑宫殿的高台不仅保留了原始的优雅与美感,而且作为大力士的堡垒这一原始功能也得以保留下来。

与其他地方完全类似,这里也是多比雅小朝廷的行政中心,有完整的文士、官员、税吏组成的管理体系。当大祭司伊阿宋(他通过向塞琉古新任国王安条克四世提供重新对托勒密王朝开战所急需的财宝和贡金,从而成功地废黜了他的兄长,即在位的敖尼雅三世)自己也被一位更没有气节的软骨头梅涅拉奥斯(Menelaus)取代之后,他只好逃到了胡肯奴在“亚扪城堡”的王宫里。伊阿宋在那里咬牙切齿地等待时机,动员一支私人军队,一旦时机成熟,便立即向耶路撒冷进发。

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尽管胡肯奴远离犹地亚核心地带的豪华宫廷作为与耶路撒冷对抗的权力中心,在煽动犹地亚后来发生的大动乱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宫殿除了有一个空架子和多比雅小朝廷的冷酷无情之外,其实根本一无所有。但这个小朝廷至少还保持了一种文化,保留犹太身份(因为历代多比雅国王对这一点肯定是认同的),服从《托拉》与希腊风格和文化是同时并存的,并且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同样地,在巴比伦征服之后,第一个重建犹太城邦的哈斯蒙尼人(在他们的希伯来学堂中,每一个学生都认为自己与希腊人是对立的)也是模仿了多比雅小朝廷的做法。


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是以微妙的物质方式融合在一起的,这一点主要通过城市及其民居的外观体现出来。耶路撒冷内城和周边地区的最新发掘成果表明,当时住宅的宽大和豪华程度令人惊异,里面的房间十分宽敞,墙上装饰着壁画。院子里葡萄藤缠绕,百合花盛开,饱满的石榴露出了石榴籽。考古学家在断壁残垣中,发现了希腊麦加拉城(Megara)中各种血红色陶器,上面饰有生动的鲜花图案;还发现了各种高大的罗得岛水罐和双耳细颈陶罐,以及那种梨形、细颈的腓尼基玻璃制品。在耶路撒冷内城和周边地区,浅色的石灰石被第一次用于制作饮水器皿,可能当时的人们认为石质容器更有助于克服仪式的不洁问题(起码比陶器要好得多)。当地的制陶业也非常繁荣,当时已经发明了各种精妙的装饰形式,最流行的就是在浅盘和平碗上用手绘制各种花的图案。在大些的房间里,枝形吊灯和枝形烛台变得越来越大,以便在深红色的盘形底座上能插更多的蜡烛。

《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英] 西门•沙马(Simon Schama)著

黄福武 黄梦初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品

2016年8月出版

定价6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