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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作建立在资料和信息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通俗地说就是凭借史料说话，因而是比较真实和可信的，与时下流行的“戏说”是两码事。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我这里指的是实证史学），由于文献记载的选择性加上散落流失，古代很多事情和人物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所知甚少，要想复原，就必须通过专业的训练，以该门学科的规则和要求去研究，进而揭示出不为人所知的东西，通过史料的解读，提出合理的假设和猜想，都是有效的手段。这属于学术性和研究性的范畴。那么，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以下三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是对高宗性格的刻画。
具体到唐高宗这个人，传世文献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仁孝、懦弱，其政治则不敢恭维，甚至还遗留祸端。如《旧唐书•高宗纪》的“史臣曰”里有这么一段话，说他“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虚”。“中宫被毒”指的是高宗的皇后王氏被废、武则天侧立的事件；“元舅衔冤”是指支持王皇后的朝中重臣长孙无忌被排挤和被铲除的政治斗争。史臣所说的这些评论，都是指责和批评的语调，显然，他们对高宗并不满意。到了《新唐书•高宗纪》里，史臣评论的语气就更加严重，说他“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两《唐书》的史臣，一是五代时期的人，一是北宋时代，他们对高宗的态度，显然是严厉的批判。其批判的目标，就是高宗任用武则天，最终导致以周覆唐的发生。显然，武则天是他们的众矢之的，而高宗则是武则天上台的牵路人。现存的文献，主旨基本在此。在这个叙事的框架里，高宗被掩盖在武则天的光环下，他几乎丧失了主动，处处受武则天的支配和制约。除了武则天的手腕和计谋之外，高宗之所以罩在武则天之下，还是他性格的仁弱甚至懦弱造成的。然而，在《唐高宗的真相》书中，作者眼中的高宗皇帝，显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如他所说：“我讲的唐高宗，也许与你的印象很不一样。复原唐高宗，就是我的使命。”（第一讲《殿下的早年生活》）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年轻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时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韧劲儿。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与武则天的邂逅。后者当时还是李治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按道理属于李治的母亲辈分，但是李治在守候生病的父亲的床塌之旁，却与武才人眉来眼去，用宋朝人的话说，就是：“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指武则天）。”（《新唐书》卷七六《后妃•武氏传》）两个人于是就好上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按照一般的孝道，皇太子与自己后母辈的才人产生感情，并且又上升到婚姻的地步，即使唐朝后宫在某种程度上濡染北方游牧势力上层贵族收继婚习俗的情景下，也是不被认可的，况且李治偏偏又以通达事理的孝顺著称呢！
出现了这档事，再用“仁弱”、“忠孝”的字眼描述李治，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了，相反，在作者看来，李治的真实形象显然被后人有意识地涂抹了，他用总结的话语强调说：“李治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在父皇的权威面前，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要求方面，他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小心谨慎。所有他需要的品质他都具备，所有正面的评价他都拥有，然而他想做的与社会不合拍的事情，他也照做不误。我们可以用八个字评价：‘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北京话叫做‘蔫坏’，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闷骚’。你们希望我做的，我都做得天衣无缝，我自己想做的，要你们毫无觉察。太子不是需要孝道吗，那我的孝道谁都挑不出毛病，你们还要特受感动。你看太子殿下，亲自为父皇吮脓包，不肯坐车，扶着父亲的御辇步行几天。感动不感动？感动。但是，私下，竟然敢动父亲的女人，法律立场的庶母。你说这个胆子有多大？”（第二讲《从殿下到陛下》）能够有这样胆子的人，确实不在胆小怕事之列。这至少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相。
第二是对高宗与长孙无忌之关系的描写。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高宗与老臣长孙无忌双方形成的权力结构“二元制”的概括。
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着力描述的部分，其史实的叙述无大差别，基本理路如下：
长孙无忌不仅是太宗十分信任和器重的大臣，也是太宗皇后长孙氏的兄弟，他在太宗选择后嗣的为难处境中态度坚决，拥戴李治，又受命辅佐新皇帝。高宗上台后，长孙无忌以元老的身份处理朝务，位极人臣，高宗十分尊敬这位舅舅，朝廷内外，凡大事小事，都与宰相舅舅协商。然而，在自己后廷家务之内，高宗看中了武则天，试图以她取代皇后王氏，但受到长孙无忌的阻挠，他以王氏出身高门、礼法修行有度为由，拒绝高宗的更换，于是出现纷争，甚至在朝廷会议上剑拔弩张，最终武则天取代王皇后，长孙无忌遭到贬黜，被迫自杀了。
由于事关大局，特别是朝廷政治的走向，这段君臣的纷争，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学家们在阅读这段纠葛的往事时，对诸多内情和隐匿不明之处，索引辨证，试图搞清真相。于是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陇贵族”与“山东寒族”之争的论说，此说的逻辑是：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标志着唐朝关陇贵族集团掌控朝政的局面被打破，来自山东的非贵族势力就此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从而告别了门阀政治。继此之后，围绕王、武嬗代之后的政治动向，有所谓庶族地主代替贵族地主、新兴地主与南北朝旧世族之争、关中贵族官僚与关外一般官僚之别，乃至重臣集团与新官僚集团的互动等等的议论（胡戢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这些都是学界着力的地方，应该说比较透彻地澄清了不少的隐晦和迷暗。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认为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力的“二元结构”，我这里还是引用一段他的原话，即：“皇帝跟长孙无忌的这次交锋，充分反映出了这个时期朝局的根本症结：君臣二元结构。名义上皇帝是政权的最高责任人，但是实际上因为有一个权臣的存在，皇帝的实际权力得不到落实。朝廷中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皇帝与权臣。这样，就势必发生矛盾冲突。永徽时期的二元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唐高宗，另一方面是长孙无忌。”（第三讲《舅舅当家》）
既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在处理朝政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冲突：皇帝是权力的核心，以他为主掌握政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舅舅的威望超越常人，他周围形成了自己的党派，控制着实际权力，这一山二虎，或借用传统的话语“睡塌之下岂容他人安身”，明摆着要起冲突的。按照这个思路，作者接着以册立李忠为太子、处置房遗爱谋反案为线索，刻画出长孙无忌权力的暴涨，特别是通过房遗爱的案件，清除政治隐患吴王李恪、高宗之叔李元景乃至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人，进而形成长孙为首的核心势力，“名义上皇帝统管一切，实际上大权都在长孙无忌手中”（第五讲《长孙的巅峰时刻》）。
面对着此情此景，高宗如何处理呢？
作者用了一个词——“突围”，借以表达年轻皇帝对舅舅专权的不满。于是，武则天、王皇后有关后宫位子争夺的情感因素，就被赋予了外廷政治冲突的色彩。这时候的皇帝，不再是默默的忍让，也不再悲情痛声，表现出来的则是坚忍不拔，他那外表仁弱背后隐藏的机智和主见，第一次明确地彰显出来，而且一发就不可收拾：先是免除皇后舅父柳奭的中书令职务，继之切断后宫与外廷的联系，然后是废黜长孙周围的同党褚遂良诸辈，最后矛头所向，直指长孙无忌本人。在这二元制的政治结构里面，皇权由退让转成进攻，相权则从咄咄逼人的态势陷入尴尬被动的境地；而引起外廷局面改变的，则是内廷中的王、武皇后的易位，易位的因缘固然是感情的转变，但这感情却浸染了浓厚的政治情怀。对高宗而言，迎娶武则天，是他摆脱长孙无忌控制的手段，是他冲击“二元制”恢复皇权第一的途径，唯此，他才得以成为正常的君主，才能名正言顺。
这就是高宗的真相。可惜，这真相被文献遮掩了，不管传世史料的写作者动机是什么，反正留给后人的高宗形象，是被大大地篡改了。高宗的本真相貌，如果今人不做仔细认真的辨证，是不容易触摸的。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还其本真的面貌。上面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更多的真情，读者可以从他的讲演里，或者著作中，再去寻觅。
第三是写法上的通俗并有具有吸引力。
这是我阅读部分章节之后的另一个感受。作为大众化的、通俗性的文字，表达是否畅顺、情节是否跌宕起伏、情感是否丰富多彩，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作者显然注意了这个问题，用词造句都比较风趣和讲究，比如第三讲《舅舅当家》一开始，作者就采用了这样的笔调：“唐高宗李治上台伊始，工作很努力，完全当得起勤政二字评语。这么勤奋之后，新皇帝感觉应该很好吧。不，他的感觉很不好，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爽。为什么呢？”“皇帝勤政爱民，大臣们应该欢心鼓舞，……皇帝应该很高兴才对啊。事实是皇帝并不高兴，不仅没有什么赞颂的声音，不仅没有鲜花和掌声，连基本的肯定都没有获得。高宗如同一个傻瓜在忙碌，更有几件事情让年轻的皇帝感到不爽，十分不爽。”由此而展开线索，直奔主题，不失为良好的开端。史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除了内容的生动和丰裕，还有文辞表达的优美和流畅，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史景迁，以擅长叙述和文字漂亮著称，读他的作品，每每被那精致的刻画所吸引，这是他的作品风行的原因之一。本书的撰写，也体现出了作者的这个追求。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david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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