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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领袖政党"的列宁主义原理后，三阶段理论、孙中山的早期党权政治开始与"以党治国"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这样，三阶段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在经历了15年的军权政治历史和苏维埃政权样板出现后，孙中山寻求中国宪政化道路中的"非军事因素的发育"的答案是：以党治国加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孙中山进一步强化了中华革命党时期建立起来的个人集权制。但由于在引进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后，孙中山因病去世，孙中山的事业只有靠他的后继人去完成。从中国宪政历史看，孙中山的开明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成为宪政化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苏俄模式的引进较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孙中山的个人原始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的党权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党的组织对个人进行控制，而且对国家乃至社会每一个细胞进行强控制。这种功能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开明专制具有潜在的一致性。
作为党权政治的基础理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反宪政主义和以国家主义为指向的。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中，政权和治权都与个人自由有相当的距离。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他是反对个人自由的。"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国家自由，决非个人的自由，为了使国家得以完全自由，个人的自由非但不能扩大，还必须严加限制，欧洲国家争自由赢来了民权的发达，而中国由于原来自由太多，则早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祸害。正因为中国一个个都有自由，人人都把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参见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转引自陈茹玄著：《中国宪法史》第214页，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他的国家自由实际上是国家的独立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作了充分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2页，转引自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而这种思想早在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中就所体现。
在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战争环境，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颇具极权主义特点的政治体制。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呈现出更大的倒退。早在1912年，蒋介石就表达了一种与德日宪法模式的思想基础相一致的观点。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力，把自己命运托付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开幕词，蒋介石发表了极具法西斯主义色彩讲话，鼓吹中国仿效法西斯。30年代，国内兴起的鼓吹极权主义的社会气氛与蒋介石有莫大关系。（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 ，第418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正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蒋介石以抗战及其民族主义高潮为契机，在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军事专制体制。
[责任编辑:david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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