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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直强调法治的意义。即使在《君宪救国论》这样的适时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论：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据说梁启超读到这一段，“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梁任公一语中的。这就是杨度的帝王术的软肋。当帝王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宪政的最大敌人。杨度鼓吹君主立宪，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学的对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权柄，是否还会在乎法律，遵行宪政？袁世凯早有无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之前例，杨度还准备重蹈覆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国之宪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宪政梦，早被帝王术消解为一地鸡毛。这使我想起陈灨一所著《睇向斋随笔》记载的一则札记：袁世凯为参政院所选参政，共分九类，其中杨度赫然在列，但他没有被归之于“法学类”，而是“名士类”，可见时人对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处境——或许，被帝王术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并不以此为尴尬。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而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不仅要为国家与民族建设完好的宪政制度，更要作为宪政最忠实的守护神。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于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杨度，已经是苛责。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但要呼唤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为万世立法，他们不仅控制着宪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结构，甚至能重新制造一首体质更为坚实而宽旷的新船。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激赏与向往，这篇评论杨度的文章将以美国大法官伦尼德·汉德的一段名言作为结语，尽管有些不伦不类——汉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图式的监护人（这比帝王师更胜一筹，直接高升为“哲人王”）的统治，而憧憬于一个人人都具有“公民创制权”（瓦茨拉夫·哈维尔语）的社会：
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说，我对公共论题的趋势拥有部分的了解。当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选票真能决定什么，这只是幻想；但是当我参加民主投票，觉得我们都在从事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对此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你反驳我，说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许会具有同样的感觉；那我的回答会想圣·弗朗西斯一样：“我的兄弟啊，我愿当那头羊。”
注释
①关于征引的文献，这里做一综合说明。或许有人认为，如小说、诗歌之类的文体，原本不该当成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对此我则有所保留。其一，我不是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家，公正与真实之于我，并不构成硬性的学术规范；我所尝试的是追求时代之真理，探究转型中国宪政建设之道途，因此倒可以宪政人或哲人自命。其二、对汗牛充栋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文献，我始终抱有一丝疑虑，众所周知，历史为后人所书写，从孔子做《春秋》，就存在注重曲折隐晦、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由此可见历史书写语境的恶劣——现代中国并不比古代中国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见到的史料，到底有哪些为真，哪些为假呢？譬如说清史，作为正史的《清史稿》，与时人遗留的野史笔记，到底哪个更受欢迎呢？据我浅薄的阅读经历，却是后者。这样举证，并非要为自己的疏懒与肤浅开脱，相反，对具体史实的选取与论定，我会更加谨慎，而以此文为例，自信不会有过大的偏差。每一处据不太可靠的史料推导得出的结论，我将尽量予以说明，希望不至误导读者。
②这是晚清时代的一大政治笑话，被后人称之为“梁头康尾案”。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考试，共计186人应考。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是为“榜眼”，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为状元。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禨上奏慈禧太后道，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为康有为（字祖诒）同名，是为梁头康尾，且同为广东人，其人品可知。而杨度与谭嗣同、唐才常同乡，有新党之嫌。慈禧后半生最恨康梁，因此下旨重新开考，并要求追查梁士诒与杨度是否为康梁余党。结果，杨度的榜眼梦仅维持八日，就被通缉在案，他只好丢掉尚且温热的功名，远遁日本避难。但正是此一事件造成他在日本留学界的名声大噪。1905年9月，中国留学生会改选，他以740票当选为总会干事长。
③杨度一直以铁血宰相俾斯麦自许。如1916年4月10日，他递交给袁世凯的请求辞去参政院参政一职的辞呈——当时洪宪王朝已经江河日下，日暮途穷：“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④筹安会建立未久，曾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遂有天津《广智报》的漫画“走狗图”之讥讽。
⑤再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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