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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击节嘉赏，袁世凯读毕感慨：“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相赠，一时风光无限。只是杨度们的努力并没有挽救专属袁氏一家一姓的洪宪王朝的衰亡命运。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一经传出，立刻激起全国浩荡如潮的反对声。杨度的昔日好友当中，先是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枝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接着蔡锷潜逃出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该省独立，拉起军队讨伐袁世凯，其后各省纷纷宣称脱离袁氏的统治。偌大一个中华帝国，瞬间分崩离析。袁世凯尽管回头是岸，赶忙撤消帝制，却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后，他便因重病一命呜呼，据说临终前曾有“杨度误我”之言。而杨度百口难辩，只得在给袁氏的挽联之中一抒郁积胸腔的块垒：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后人用“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两个反问为杨度开脱，认为他只是利欲熏心，一时受骗于袁世凯的蛊惑，他的思想与袁氏的主张仍有不小的差距。而这一场风波，却将杨度牢牢钉上“帝制祸首”的耻辱柱，名列通缉案第一。他无法认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开始反省这些年所跋涉的艰辛道途。当他还未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的境地走出，又传来恩师王闿运病故的噩耗，悲伤之余，他提笔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旷代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对帝王之学还是念兹在兹。可是接下来的张勋复辟却使他真正清醒过来。君宪不过是人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在英国、德国都是好东西，移植到中国却变成洪水猛兽。杨度自认为看透了这些。因而对于这场复辟的闹剧，他不顾张勋曾经在他落魄之时有过接济的恩情，毅然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名为公电，实则为一份洗冤声辩的个人剖白——直指张勋与康有为：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厉害问题，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仍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取守旧，腐朽秽烂，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杨度以身说法，加重了这一公电的分量。将此与早前的《君宪救国论》对照勘读，便可以发觉杨度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对君主立宪持有高度的认同，至少不会低于民主立宪。首先他认为，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才是国家的实质；至于作为国体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国家的形式而已（这一看法是杨度与孙中山在日本争论之时所言，后来袁世凯欲称帝，杨度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亦如此托词：“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以此可见时人的心态）⑤。其次，他将中国适合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立宪的最大原因，在《君宪救国论》一文，归结为中国民众的素质低下，无法实现人人当家作主（如上述：“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如今反对张勋和康有为的复辟行动，他开出的四点理由，尽管相当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点触及要害，其它则语焉不详。而且他丝毫不愿意承认民众对君主立宪的反感与对民主共和的热情，更别提他们日渐成熟的自觉精神与维权意识。而君主立宪在中国之所以三度惨败，杨度则归之于“时机”，用他后来的诗歌作为解说：“天时人事几沉吟，也是当时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既然人终不可胜天，何必再执迷不悟？于是，“自幸布衣无际会，不妨劳作武乡侯。”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结尾，杨度沉痛声明：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这里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杨度个人眼中，君主立宪依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只是生不逢时，风云无法齐聚会，致使这一观念无奈搁浅。而他的声名和抱负，也将随着君主立宪在中国的终结而付诸流水。他愿从此埋头佛学，不理乱世烟尘。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杨度真的能够放下那青春时节就开始生根发芽的帝王术与宪政梦吗？“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晚年的诗歌，流淌的不是洒脱，而是愤懑。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途遇一条河，见一女子正想过河，却又不敢过。犯难之际，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尚继续赶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师父怎么了？竟敢背一女子过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说：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了女人？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你却还放不下。”——杨度与王闿运，正对应着小和尚与老和尚。王闿运深知，帝王之学必需有逍遥（老庄）之学做补充调剂，才不至于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那么王闿运确实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际遇之复杂，并不逊色于杨度，但他始终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举重若轻。而杨度则不然。老和尚背负的“女子”（帝王术）一直让他念念不忘，成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他的悲剧，更是那一代宪政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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