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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样是1905年，清政府在与反对派的赌局上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这一契机，造就了杨度从宪政理论走向宪政实践。因为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僚尚不知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周游列国，花销无数，最后为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请人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的鬼主意。当时定下两个人选，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但梁启超有戊戌积恨在身，恐怕不会轻易答应干这种龌龊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龄只得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工作。好在熊与杨度是同乡旧友，而杨度对当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又要温和一些。何况这确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上佳时机，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嘱托的任务。后来，他大费口舌，以“借尸还魂”之喻劝服梁启超写下《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则提交了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这一事件对梁启超可能没什么意思，但之于杨度，却是价值非凡，他由此博得“宪政专家”的大名，并为1907年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坚实的阶梯。
历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在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之誉的联名奏保之下，时为布衣的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来改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为泡影，所授亦不过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职，看来当年的“宪政专家”还是比较值钱的。不过杨度依然时运不济，虽然成了立法者与帝王高官的老师，却有力无处施展——清政府的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欺骗民众的幌子，为的是它们一家一姓之统治再苟延残喘几年罢了，又谁会认真听讲杨度先生的“定法治”与“开国会”等学说呢？而朝廷的腐败成风与勾心斗角，以及外界的误解，更令杨度心灰意冷。
但是清朝灭亡之前的那几年，他并非一无所得。今日回望，且抛弃意识形态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正面意义，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宪政实验，无论真心，还是假意。因此，杨度在此际的努力便值得重述。据称，当杨度留日归来，以政治身份参与预备立宪的盛事，时人曾寄予极高的期望，《盛京时报》为之专发社论，希望他“必能出其所学，以编成中国之完全宪法，而为实行立宪之预备”，并告诫他不要以此“为要结权贵、导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无负国家擢用之心，下无负人士希望之意”（见侯宜本《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129页）。1908年9月，杨度以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解释清廷颁布的、均由他参与起草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事宜年表》（见毛炳汉《困惑帝王师——杨度被传》附录：“杨度生平年表”）。1910年12月初，他又参与起草《新刑律》，并在资政院做相关演说，为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侯宜本先生指出，杨度是清朝末年如火如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在杨氏看来，施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健步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其中开国会至为重要：“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见氏著《金铁主义说》）。这让我们想起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理念的郑观应。之所以将此一桂冠奉于郑氏，侯宜本认为，“首倡君主立宪的时间不应以开设议院为标准，定在19世纪70年代，而应以制定宪法为标准，定于1895年”。这则与杨度对君主立宪的以上阐释南辕北辙。再对照民国初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定宪法”，宪法照样可以作废为一纸空头具文；“开国会”，国会照样可以沦落为“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工具（如曹锟当选总统）；乃至“建立责任内阁”，在清季变幻为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在北洋时代则被一心想掌控实权的总统所架空（如唐绍仪内阁，熊希龄内阁等）。如此说来，杨度对中国宪政进程的三大指示并不实用，那么它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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