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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
——威廉·詹姆斯
茶挡药臼伴吟身，世事苍茫白发新。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汉，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魔筹建笔，书生襟抱本无根。
——杨度《病中吟》
他（杨度）决非为“复辟封建制”而出头露面。他是在共和思想拒绝应对的地方慨然出场。他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失败了。
——张建伟《老中国之死》
一
在湖南湘潭人杨度56年的崎岖人世当中，有一个夜晚构成着悲剧的开端。那是1895年，他21岁，刚刚拜入近代大儒王闿运先生的门下。王爱惜这个天资奇佳而胸怀壮志的弟子，欲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因此有了那一个冬夜的师生对谈。王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杨皙子想学哪一种呢？功名之学，顾名思义，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的砖石，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而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上部）①
这一番振聋发聩之言，可谓王闿运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于无法亲身践行，或者所托非人，或者所遇非时。如今他年过古稀，好不容易觅到一个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过教诲的契机。而在那种激情澎湃的情境之下，又有几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不会倾慕而拜服于王闿运的高论，更何况是怀有鸿鹄之志的杨度？所以，尽管王闿运提醒，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但杨度还是愿意“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伟业，即便不得善终，也是毫无怨悔。正是这一次深夜畅谈，师生两人的精神契约悄然订立。在船山书院跟随王闿运的数载修行，使帝王之学永远沉积于杨度的生命底处，它是明耀的光芒，更是覆灭的阴影，是促使他的后半生病入膏肓的内在痼疾。当然，那些负面的效应，要等到杨度做上宪政梦之后才见端倪。
二
根据这一段野史，我们大致可知帝王术的种子植根于杨度之心灵的时间，以及铭心刻骨的程度。现在，让无情的时光划过衡阳船山学院数载苦读的静寂，而抵达1902年的日本。我们会再次见到这个叫杨度的青年，瘦长脸，双目灼灼，风度儒雅斯文。此时的他正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而这次留洋，却是以违抗师命为代价。尽管王闿运有长者的宽仁之风，却仍然不希望最心爱的弟子过早沉迷于西学。王氏与张之洞属于同一代人，而他受中国传统的羁绊则远比后者深沉，因此推测他的中西价值观，应该不会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标尺。他对杨度此行忧心忡忡。或许，他确实先知先觉。因为正是这一次，还有1903年8月因避祸②而再度飘洋过海，亡命扶桑——杨度接触到从西方舶来的、当时至为流行的宪政思想，并将“建设中国宪政政制”奠基为一生的终极梦想。帝王术与宪政梦，从此纠结于他的灵魂，甚至构成“体用论”（哪一个是体，哪一个是用；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工具；哪一个是主干，哪一个是枝叶）的剧烈冲撞。
杨度留学时期的东京之中国学界，可谓龙盘虎踞。论人物，有梁启超、黄兴、宋教仁、胡汉民、蔡锷等；论报刊，有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杨度和黄兴主持的《游学译编》、《中国新报》，以及《国民报》、《浙江潮》等；此外，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这帮先行者亦开始结社，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论战，以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杨度并不介于狭隘的派别之争，在写完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之后，他从弘文学院转到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宪政。可谓杨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长文《金铁主义说》正是在这一期间完成。所谓“金铁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这种从德国传输的观念，杨度自视甚高，将其与渐进派的维新救国论、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并列，是为救国的第三条道路，并立志要做中国的俾斯麦③。就在这篇文章的第七节，杨度明确提到了“君主立宪”——“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方立宪制的影响，形成君主立宪思想”。
这就是杨度。探察他在此一激变时代具体的历史位置，我们会发觉这个湖南青年的卓尔不群。这堪称怪异：他既不倾向维新派，尽管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尤其是后者（“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都有交情，政治思路亦接近他们（当然，通过下文对他们之君主立宪思想的比照，还是能够窥见某些根本的差异）；又不倾向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这里有必要引述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逸事。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两人数度激烈辩难，发觉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握手言和。后人记载有杨度与孙的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唐浩明先生所著的三卷本《杨度》对这段逸事有着精彩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极能传达当时两人的心声与冲突。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最终，两人在落实理念——“如何建立责任政府，谁来给人民以自由”——的路径问题上产生分歧，杨度的看法偏于保守，他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宪，完全可以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国应该施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因为后者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并不具备足够成熟的条件——这些思想决定着杨度以下十多年的奋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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