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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教授被他的批评者喻为“学术超男”。这个造词的好处，在于他形象地把“教授”和“超女”两个在社会上具有像征意味的身份和相应的现象集缩在一个称谓里，是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它的问题是，也造成了一个误导，或者说立了一个错误的“靶子”，让批评和维护易中天教授的交手往往偏离了真正的“靶心”。
批评易中天的教授学者们，无非是说易先生的“品读”之风把严肃的学术娱乐化了；而维护易教授的人则大呼“学术下凡”和“学术畅销”的正当性。但在我看来，这里面事实上错位的是一对双重的隔阂：“学术”一方的轻高和“民众”一方自认的“政治正确”（贴近群众的存在不仅合理而且正义）。
易中天带来的争议，表现的是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对自我身份的社会定位的不安全感和对与其它社会身份关系的怀疑和对立情绪。也就是说，不同社会身份既缺少自我认同和满足也缺少相互之间的认同和信任。一个正常而稳定的社会里，人们应当安于自己的身份，正所谓“天主的归天主，撒旦的归撒旦”。学术，本来就是专家教授的事情，娱乐化则是大众文化的通常形式。“让学术畅销”本来就是一种不正当的误读。学术不可能畅销，畅销的就肯定不是学术。“学术下凡”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所以，“学术超男”的称呼如果看成一种讽刺，那不过是另外一种缘自身份的相互偏见；如果它是指面向大众普及知识担当启蒙的一种角色，则我们应当向易中天和于丹们脱帽致敬。《百家讲坛
》本来就是在大众媒体上一个面向大众的讲堂，除它不可避免地有媚俗的一面，也总有它担当启蒙的一面。
在“反精英”情绪比较浓的当下环境，提倡“娱乐大众”就比较理直气壮，而一提“启蒙”就要冒一定的风险。而事实上，中国的当下社会是非常需要启蒙的，大众也表现了带有人文色彩的文化渴望。这是《百家讲坛》能够兴旺的社会基础，也是易中天、于丹这样“学术暴发户”的市场基础。只是“君子固穷”的老观念让很多人看不惯这种新兴模式步的致富方法。如果排除嫉妒心理，你可以对他们存有异见，但对他们的存在就不会感到不可接受。
其实，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已经有一些频繁出现在电视谈话节目和报纸专栏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曰“媒体学者”，他们担当的正是介于“学术意见”和“公众知识”之间的桥梁。他们的存在其实是构建社会理性、积累和沉淀社会价值传统的关键部分，在转型的中国，他们无疑担有启蒙的作用和责任。只是在讲究“名正言顺”的观念下，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给这一部分人一个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名分。这是余秋雨（余秋雨腾讯博客）、易中天和于丹们受到非议和感受尴尬的根本所在。
我不同意“学术超男”这种叫法的挖苦意味，但我支持它所指的这样一种角色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如果他们能尽量规避大众传媒下哗众和媚俗的天然倾向，而主动意识到自身的启蒙责任，我们就应当对这样的“超女快男”乐然接受。
易中天显然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在他的新的插图增订版的《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里，不仅直言这本书是他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大部头的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后的复述，而且，还坦然纠正和致歉了在初版时的一个事实错误。易中天在此书的后记中坦然承认，自己并非研究宪政的专家，但“好东西就应当有更多的人分享”。这等于是公开承认自己是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向他的粉丝和没有耐心读完63万字的《辩论》一书的人“贩卖”美国制宪的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易先生就要因此而赚钱了，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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