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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自己回答争论
马贤达说，当时关于张华的争论，实际上有两层，一层是社会上的，对于“大学生救老农，到底值不值得”的争论，另一层是学校内部的，对于张华这样平时表现不佳的学生，到底要不要作为典型大肆宣传的争论。
在马贤达看来，这两个问题都不值得争论：“不管张华平时有什么缺点，人命关天的时候，他跳下去了，仅凭这一点，他就是英雄，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爱生命、爱人类的人。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如果一个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生孩子，结果孩子没生下来，母亲自己也死了，你会去谴责这个母亲当时就不该生吗？”“就算跌下去的是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残疾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吗？……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怎能如此势利？我们都是学医的，任何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值得去重视和争取。”
“一开始，学校也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变得这么轰动。”张惠中显然也站在张华这一边，“当时的教育观念跟现在不同，如果用今天对待大学生的眼光来看，张华根本就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学校对他最大的不满，是他在校谈恋爱。但他当过兵，当时已经23、24岁了，这个年龄谈谈恋爱，这在今天算什么呢？而且那个时代所谓的恋爱，也是很单纯、很朦胧的，不像今天的男女这么单刀直入。”
大学时代的张华，因为相貌英俊，身材匀称，体育又拔尖，性情开朗，比较惹女孩子注意，与他相恋的姑娘，为他的突然逝去无比痛苦。“她也是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在美国研究试管婴儿培育。”
“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文革’已经过去，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对毛主席的全盘迷信开始动摇，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深入人心，人的自我价值观念也刚刚冒头，当时的人们简直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大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唐都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华同班同学李陕区这样解读当年的时代背景。
张华并不知道在他身后引爆的这场举国上下的大争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个争论做出了回答。他曾经对他的好朋友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张华对董希武说：“这是他们的算法，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碰到邵小利碰到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一语成谶，说完这句话后十几天，张华就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基因消失了，但影因还在传递
历史用它独特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英雄，张华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他被追认为烈士，叶剑英亲自为他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华岳魂——张华传》就出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学校为张华树起了铜像，直到今天，第四军医大学每个入校的新生，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
张华牺牲后的第二年，华山游人道上出现险情，十多名爬上百丈崖的游人，从垂直80多度的崖梯上腾空跌落。张华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正好有数位同学在场，他们不顾生命危险，用身体和手臂阻挡，把一位正滚落下来的工程师救住，并抓住了两位飞身跌落的女青年。这些学生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马上对受伤的游客进行了紧急救治：复位、固定、包扎，并用手臂交错，组成人编的担架，抬着病人侧行跪走，送到数里外的医院。
跟张华一样，这些外出游玩的军医学员中有一部分，离校前未向学校请假，属于“无组织无纪律”，所以虽然做了好事，回校后也不敢声张，但没多久，学校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了别人写来的好人好事表扬信，正在学校视察的洪学智部长听到了广播，很高兴地说，“你们学校出了张华，又出了华山抢险队，这是‘两华精神’啊！”
在张华死后的几十年中，马贤达多次想过：生命的意义何在？每次积难险重的时候，或是亲人朋友死亡的时候，这种思索就更加强烈。作为张华的同时代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那就是一首歌里所唱的：长大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人的成长和成熟，我逐渐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生命的目的除了某个时代的、特定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更加普适的价值。”
2000年，马贤达读到英国牛津大学理查德•道金斯博士的一本《自私的基因》，书中有这么一句深深打动了他：“When we die，there are two things can leave behind us：gene and meme.”(当我们死去，只有两样东西存留下来：基因和影因。)
“我开始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生物学层面的——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推动着整个人类的繁衍不息；第二个是社会学层面的——传递‘影因’，并尽可能多地影响他人。对于‘meme’，历来文学家、翻译学家、科学家的翻译各有不同，有人把它音译作‘秘米’，有人译作‘逆子’、‘文化传递单元’或‘敏因’。我把它翻译成‘影因’：一个生物的思想，语言，行为，道德，风格，以至言行举止……这些就像他的影子，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被拷贝、模仿的文化单位，它可以传递，并影响他人。张华死了，死时还没生儿育女，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华的基因，在人类的基因池中已消失了。但张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可以被传递下去。”
巧合的是，华山抢险的同学出发前也曾邀马贤达同游，他同样以“五一人多，我不去”婉拒了！但他自己也成了张华“影因”的接收者和传递者，在大学期间，两次与“成为英雄”擦肩而过的他立下誓愿：此生不要任何荣誉。2003年非典期间，马贤达是陕西省首家定点SARS收治医院的非典办公室主任，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因冷静周全的工作思路，实现了SARS的零误诊、零感染、零死亡，当非典结束要给他记功时，他拒绝了，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军队是个很认功勋等级的地方，但是认就认呗，人各有志。”这位军衔已至大校的医生，入伍数十年，没有拿到过三等功，也没有参评过一次先进。
有意或无意，有形或无形，张华依然在影响他的同学，他们常常想起张华，同学聚会时大家都唏嘘：“一晃，张华都死了20多年了。”
关于张华的集体误解
张华救人的康复路市场依然热闹非常，当年老汉失足的公共厕所已不见踪影，粪坑也不知何时被填平，张华救人的遗址处，如今是一块黑色的碑石，但也已经湮没在川行的人流之中。有人在碑前卖西瓜，有人坐在碑基上歇脚，周围忙碌的小贩，并不记得多看它一眼，大多数后来迁居至此的商户，也压根不知道当年的故事。
更加黑色幽默的是，由于张华的名字太过普通，在网络上想寻找张华的信息，你必须输入：“张华”、“粪坑”两个关键字，才能保证，找到的是你想找的那个英雄张华。
张华的骨灰，放置在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没有墓地，没有碑石，火化后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在烈士陵园的骨灰陈列架上占据着一个小格子。工作人员说，每年清明那天，他的父母兄弟会来西安烈士陵园祭奠他。
我盯着遗照上那张清瘦的脸庞看了一会，我为这个独葬异乡的年轻人感到难过。我问过很多人，除了张华的同学以外，所有人都以为：张华救活了那个老汉，以大学生的生命，换回了老汉的生命。其实，掉进粪池的魏大伯，当时也因为窒息时间过长，根本没有抢救过来。
这个普遍的误解是怎么造成的，如今已不得而知，在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宣传材料和张华的纪念碑上，讲到张华跌入粪坑以后，都不再提及掏粪老汉的死活。也许，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故意淡化没有救起老农的事实，可以让英雄的形象更加伟大，让生命价值之争更倾向政治正确。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人们着重讲述张华的伟大之时，根本忘记了要去交代另一条生命的下落，如果是这样，这又是多么冷漠的一种残忍。在两种可能性中，我甚至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等于默认了每条生命其实并不平等，我们争论良久得出的结论最终沦为虚伪。
张华死了，虽然他死得令人惋惜，但毕竟，他拥有了身后的盛名。当时那些跳下粪池最终捞起张华和魏老汉的围观群众，他们拥有跟张华同样的无私德行和人道善举，但是他们却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并没有死去。
让我们还历史一个公平，让我们平等地记住这些名字：
张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大三学生，粪坑中救人光荣牺牲。
魏志德——西安灞桥区新筑公社社员，掏粪工，失足跌入粪坑，因公殉职，终年69岁。
王宝安——西安新城区奶牛厂工人，共青团员，两次跳下粪坑抢救打捞张华和魏志德。
李正学——康复路裁缝铺裁缝师傅，抢救的积极参与者。
参与抢救的还有：刘玉庆、王少军、王伯义……
我在春天来到西安寻找张华，西安的出租车司机操着秦腔告诉我，春天是西安最糟糕的季节，干燥、风沙、灰尘漫天。“我们这里一到冬天就会把路面冻坏，所以一到春天就到处翻修马路，你到三环那里看看，那里的灰尘大得能把你人吃了！”我找到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了真实的张华，古城长安被漫天的尘埃笼罩，显得面目模糊、蒙昧且含混，我看它总是隔着一层，仿佛历史的真相。
(注：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马贤达为化名)
张华 大学生
1958年出生，1975高中毕业后到农场劳动，两年后入伍。1979年8月，在沈阳某部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科大学空军医学系。1982年7月，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4岁，被授予烈士称号。
[责任编辑:chaolu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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