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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靠南街村中学南边，有一块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外边种了各种树木，里面则是清一色的柏树，两座坟墓和一间小房子隐藏其中，一匹凶狠的狼狗拴在一旁，这户人家24小时守护着这两座坟墓。
据多名知情人透露，这就是王宏斌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爷爷的坟地风水好，保佑了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风水在南街村是很重要的问题，每新建一个厂房，王宏斌必然先请人看风水。在村南边的观光园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有村民来这里烧香。据说，这个庙也是专门从村内搬迁过来。
王宏斌，今年57岁，他已经管理这个村庄31年了。在南街村最辉煌的年代，他把原名“王洪彬”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王宏斌是个直率、幽默、思维敏锐的人，眼神中折射出威严和魄力。对于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普遍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然后又用辨证思维“一分为二”把问题解构掉。对于他看得很明白、又愿意说的问题，他喜欢以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作比喻。
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搭在背上，上身笔直，但即使与你握手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仍然保持搭在背上的姿势。有村民路上碰见他，向他反映情况，双手搭在背后的姿势丝毫不动，即使叼着一支烟，他说话时也不取出口中的烟。
这种刻意保持的姿势被外界认为是模仿毛泽东。但他的姿势和他的思维模式、办事方式是不相符的，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只注重形式的人。他聪明，知道要说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表现什么。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文革”后，南街村重新大学毛泽东思想始于1984年。
当时，村委会刚刚把承包的土地收回，但“人心散了”，管理起来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更令王宏斌懊恼的是一个叫刘素娥的上访专业户，长期以“王宏斌有三个子女，不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告王宏斌的状。王宏斌觉得，要促进人的进步，就要进行思想教育。
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村民，刚开始也没有思路。“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一位当时的村干部这样解释。
王宏斌2001年3月31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讲话时这样说，“国外的不适应咱这个，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指邓小平理论)没有出来，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只上过高小的王宏斌，除了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文革”那一套管理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也正是王宏斌管理南街村的手段。
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一位熟悉王宏斌的南街村人
说，“他在这方面(指毛泽东思想)，造诣是很差的。你现在问他，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也很难说。不要说专家，就是跟一般人坐下来谈什么毛泽东思想，他也不一定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南街村实行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管理模式，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也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他对理论问题津津乐道。在南街村的宣传册上，摘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他与某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最喜欢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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