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频道 > 正文
三．开解小说之门的钥匙
昆德拉与王小波的小说有两个共同的切入口：政治与性爱。这两者都包含了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事实或可能。
1．政治： 昆德拉之所以被西方研究者认为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的流亡作家，就因为“政治”是其所有小说的重要主题。尽管他本人一再申明他的小说家的本位立场，但无可否认，其作品在政治层面是富于批判意味的。
抛开这一层不说，我们看到：昆德拉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达于哲学的层面。政治在其笔下是作为存在予以解析的，因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意义。
在他的小说中，政治这一主题浓缩为两个概念：历史的玩笑与媚俗。
昆氏笔下的人物，多半是历史玩笑的产物。在《玩笑》中，卢德维克拿政治开了一次玩笑（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下了“托洛斯基万岁！”等蠢话），政治开了他一生的玩笑。他积蓄了所有的仇恨与力量要在一次性行为中宣泄报复（他要以占有陷害他的时代宠儿泽曼尼克的妻子海伦娜来羞辱对方——这种报复本身就具有滑稽性），却不料他占有的却是对方急欲抛弃的。于是卢德维克终究成为一个历史的玩笑。在《爱德华与上帝》中，爱德华被自己一连串玩笑所牵引，最后由一个稳重正派的青年堕落为一个“猎艳高手”。《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奥尔加的父亲，把雅库布送进监狱，自己又被其同事送上绞架……在这一个个历史玩笑的背后，左右一切的是政治。政治使人的命运倍受愚弄。
媚俗（KITSCH），是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个词的来源的含义较为复杂，在此略去不述。需要说明的是，它基本上是政治统一性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主要表现为大众传媒对确定性的疯狂追逐，以及部分作家“取悦于人的意愿”。
昆德拉清醒地看到大众传媒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对立，与小说精神的对立：“我们都被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打上了印记。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媒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媒则对一切事物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媒是新闻的猎人。”“完全被大众传媒精神包围的世界，是答案的世界，而不是疑问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很可能不会再有它的位置。”于是昆德拉高举起唐吉诃德之矛，呼吁恢复塞万提斯所开创的小说传统。
与昆德拉一样，王小波眼中的政治也是很可憎的，它使人愚昧、狂热、失去理智，使知识分子自杀。在他的小说中，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荒诞图景：人异化成驴或绿毛水怪，“破鞋”（偷汉的女人）上台被批斗前会自动搭上一双破鞋，大学校园成为“枪林弹雨”的武斗战场，黑铁公寓里人如牲口……政治将历史与人异化，这是其小说的永恒主题。
2．性爱：
昆德拉与王小波笔下的性，都是作为政治的对立面存在的。
昆德拉选择了性的两极——放纵与压抑和“性的二元对立”（最富张力的性状态）来挖掘历史境况中的人的存在之最幽深的奥秘。
而在王小波笔下，性作为存在的一部分，被描写得自然而生动，大方而普通，频繁而干脆，完全没有遮遮掩掩、忸怩作态，这无疑对历来将性神秘化和道德化的错陋习俗是一帖解毒剂。作为政治的对立面，其笔下的人物往往选择**作为对抗政治高压，对抗无趣的武器。在《黄金时代》中，陈清扬与王二躲进深山日日“搞破鞋”，以此来逃避政治的云雨，这既是对政治狂热的嘲弄，也是对无趣时代的一种反抗。性爱在这里成为了一把解构现实的利器。
四．对勘探者的勘探
限于篇幅，本文缩略了具体文本的分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二人作一番汇通性的总结。通过上文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比较分析，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昆德拉的小说思维缜密，拥有强大的理性力量。他通过一个个实验性的虚构人物以及对人物行为的编码，将存在抽丝剥茧般抽离在读者面前。他那大篇幅的解析文字和冷峻的幽默，是勘探存在的工具；政治与性则是打开存在的切入口。他以其开拓性的实践将小说的智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王小波则远远没有如此强大的理性力量。他的小说从不刻意追求意义与技巧，纯粹是个人本色的书写。从其小说中，人们能依稀看到王小波的面影——他犹如一位老顽童，嘻嘻哈哈地操着京片子嘴给人讲着一个个离奇荒诞的故事。他从不解析（理性思维的不足），仅是时不时跳到前台插科打诨几句，逗人一笑。故而读者阅读他的小说，即使是面对那个不理智的荒诞年代，面对人性的扭曲和生存的挣扎，心情仍是轻松愉快的。王小波小说所产生的理性价值，更多的是读者理性附加和挖掘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传统的一大差异。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就形成了重理性、重思辩、重穷根究底地探询真理的传统；而中国则重形象、重感性、重空灵，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禅宗高僧，无不注重通过讲故事、讲寓言的途径来传播思想——这个传统一方面保持了真理的混融性；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孱弱，思辩语言的贫乏，给当代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弊端。
第二．上文提到，昆德拉小说中穿插的大量解析文字，是疑问式的假定的思索，是对谜和悖论的描摹，而非像萨特的《恶心》那样将小说变成“哲学课堂”。他的小说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叛，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实现了对小说本质领域的拓展。
这就涉及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文艺领地的问题。
现代主义自其诞生之初就肩负着颠覆现实主义的使命，这是它与生惧来的使命。就小说领域而言，现实主义描摹现实，反映现实；现代主义则忽视现实，淡化情节，一味追求形式。现实主义讲究单线叙事结构，现代主义则讲究复调结构，多线并进，且随意打乱时间顺序，更换空间场景。现实主义允许情感渗入，现代主义却追求零度风格。现实主义只知刻画外部世界，现代主义则倾心开拓内部世界，以意识的流动来取代外部时间的演进。在现代主义小说家看来，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映论去真理远矣，因为存在的混融性和延续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真实地反映到小说中。正如阐释学所认为的：语言的线形结构使它无能真实地反映存在，缪斯因此而拴住了舌头。所以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抛开表面真实的现实，以上帝的目光来构建一个个虚构的现实，以此来勘探表象世界后面的真实存在。昆德拉正是通过一个个实验性的虚构场景，通过一个个特殊词汇对人物行为的编码，来探询一个内在的更为真实的世界。他的小说从外到内都是现代主义的。
而王小波的小说，虽不乏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如黑色幽默、杜拉斯式的叙事、卡夫卡式的变异、卡尔维诺式的童话情节，但就其内核来说，仍是现实主义的。这与中国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有关，也与鲁迅所开创的“五四”文学传统有关，更与当代文坛的整体氛围有关。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曾先后经历过几次学习西方文学的热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几经探索和争议，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上来，即所谓的文化“寻根”。现实主义依旧稳踞文坛主流。王小波的文学终归是民族与时代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他走的是与昆德拉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三，如果将两人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去分析，我们还能发现：王小波以边缘人的姿态，抛开一切主流意识形态，放下深刻追求愉悦，其实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刻意追求对现实的政治教化功能的一种反拨，也是对当今文坛做作地追求深刻的一种反拨。昆德拉的小说则是对苏俄入侵捷克以来的媚俗（这里含有政治内涵）的一种抗拒，是对小说遗产被遗忘的抗拒。但两人又殊途同归，都以小说之剑直逼存在，义无返顾地做一名存在的勘探者。
参考书目：
周国平《小说的智慧》、《探究存在之迷》（《智性时光》海南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
李平，杨启丁《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
盛宁《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考》《世界文学》1993年第6期
敬文东《小说：对存在的勘探和对存在的编码——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管窥》《小说评论》1997年第2期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银河（李银河腾讯博客）《王小波笔下的性——常态与变态》《王小波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曹文轩
《小说门》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akeyduan]
全国最大的期刊杂志免费在线浏览平台
数百种精品杂志时刻丰富您的精彩生活
| 关于腾讯 | About Tencent | 服务条款 | 广告服务 | 腾讯招聘 | 腾讯公益 | 客服中心 | 网站导航 | |
| Copyright © 1998 - 2008 Tenc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腾讯公司 版权所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