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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与王小波
之比较
昆德拉与王小波，就其影响面而言，自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有着世界声誉的在世作家（据推测有望在五年内拿定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英年早逝，生前寂寞，死后哀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放在同一文化平面上进行比较。
这里所进行的是平行研究。尽管有不少读者都知道王小波生前很喜欢昆德拉的小说，且评价很高。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王小波赞道：“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的《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排除除昆德拉对王小波的影响因素：
一：王小波的创作风格是在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这里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气候、家庭环境以及个人气质。小说是他的终生爱好，.虽然一直读理科，但课余创作一直延续下来，今天在《王小波文集》中，我们仍能看到许多他早期的稿件。
二：昆德拉的著作在八十年代后期才传入我国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且关于其作品的译介问题，国内一直处争议和徘徊状态。王小波谈到他的朋友送给他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那已是90年代的事了。
三：王小波虽然喜欢昆德拉的作品，但对其若干理论观点仍保留自己的看法，“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种说法，因为好象世界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这其实已表明了他的态度：赞同而不接受（至少不完全接受）。在王小波的随笔中，虽然能找到不少谈及昆德拉的句子，但更多的是谈及卡尔维诺、杜拉斯以及萧伯纳。在《我的师承》一文中，他更是明白地说出受穆旦和王道乾的译著影响极大，以至于对此二位前辈景仰不已。
一．历史的悲哀人生的错位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和捷克的遭遇相似：外敌入侵，主权沦丧，人民陷入无边的苦难深渊。
相比之下，捷克人民的苦难其实更为漫长深重。自13世纪以来，捷克就没有中断过灾难的侵袭，噩梦接踵而至：查理一世的一手遮天，雅盖隆王朝的漫漫黑夜，哈布斯堡的无尽噩梦，再到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其间一次次的揭竿而起，却导致了捷克民族堕入更为深重的灾难。著名的“布拉格掷窗事件”，结果是捷克完全丧失独立，重又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
作为首都的布拉格，一直是无尽灾难的中心，布拉格人民在历经数百年的苦难沧桑后，已经变得麻木，早已习惯了一切，再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也只是“永劫回归”的一场游戏。布拉格充满了悖谬精神。
1986年，布拉格人民抛开厌恶已久的苏联模式，迎来了“布拉格之春”，然而，花朵尚未开蕾，寒流已铺天盖地而至——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共出动50万大军，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然后，就有了无数的捷克知识分子的大逃亡，其中就有昆德拉。
昆德拉的人生是错位的人生：18岁就热情加入捷共，后来却被开除党籍和国籍；出生音乐世家，拥有扎实基础和较高音乐天赋的他，后来却甘心将音乐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一个元素；以热情讴歌的诗作步入文坛，才出了三本诗集就被写入捷克文学史，后来却义无返顾地写起了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新中国以来这段历史用不着多说，只需列巨几个历史词语：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大炼钢铁、史无前例、二月逆流、上山下乡……
在这段历史中长大的王小波。自幼就养成了谨小慎微、不爱说话的习惯。用王小波的话说，那是一个不理智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主流话语圈作为权利的象征（话语霸权）统治着社会的一切，尤其是人的思维；价值判断取代了生活的多样性，生活缩减为革命与阶级斗争。作为清醒者的一员，王小波看到了政治背后的愚昧，伟大背后的虚无，喧嚣背后的悲凉。所以他毕生都反对愚昧、狂热和无趣，不愿介入话语圈。在对自身存在境况的认识和反思上，王小波似乎要比昆德拉早熟许多，也正因此，王小波避免了许多更大的人生颠簸，相对幸运些。但他的人生同样也是错位的，不然何以在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却被遣去云南插队？何以爱好文学的他被迫选择了理科？
牐牴楦结底，是可悲的历史造就了错位的人生。喧嚣时代的极权统治（一是本民族的极权，一是外敌入侵后的极权）一方面使人苟于生存，另一方面它作为“生存之重”也给人以动力去抗争，去探询存在的面目。尽管探询的角度也许不同，但都能激发人们的觉醒和反省意识，使人完成自我生存与自我解放。
昆德拉与王小波一同在人类统一性的喧嚣与黑暗中觉醒，一同以小说为武器刺向荒诞神秘的存在。
二．小说：刺向“存在”的利剑
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且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这部著作通篇都在讲“存在”，却始终没能给“存在”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不可定义的，它永远是一个谜。
昆德拉之所以选择小说为武器，是因为他认为小说在揭示存在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哲学以概念和逻辑将存在体系化，而存在原本就是不能体系化的；诗歌试图以碎片式的意象来映显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肢解存在。而小说式的思考却天然是非系统的，混融的，能充分容纳意义的不确定性。
作为小说家，昆德拉是勘探存在的英雄。他不满海德格尔只重视诗而冷落小说（尽管海德格尔是他最为敬重的哲学家）。海氏曾骄傲地指出“存在”问题自古希腊提出后，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现在该由他老人家“去蔽”；昆德拉则提出：“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的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正是小说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智慧的最大的宝藏，正是小说，一直反复敲打着“存在的被遗忘”（海德格尔语）的城堡大门，力图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昆德拉赋予小说的伟大使命。
当“上帝死了”，世界没有了主人，没有了绝对真理，一切都变得相对、模糊时，现代哲学也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意义的虚无。而与此同时，现代小说却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位置。昆德拉告诉人们：你何不自己来做上帝？现代的小说家们无疑担负起了上帝的使命，他们要教会人们在失去绝对性后爱好并且享受相对性。
故而，现代小说将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悬置起来,其最大特征就逻辑解构和道德中立。昆德拉说，小说从不“断言任何东西”，而是努力“探询和提出问题”，“唤起人们对事物模糊性的认识。”
相比之下，王小波在勘探存在的道路上没有昆德拉走得那么远。他仅有的武器是黑色幽默，以此唤起人们或轻松或沉重的笑声。他写的是在“不理智的年代”人的生存状态，引起人们对存在的反思。他从不刻意追求深刻，他认为小说家的本分首先是把小说写得好看。事实上，读王小波的文字确实是种享受，但这绝不是通俗小说所带来的肤浅的感官享受，因为看似诙谐不羁的文字表层，掩藏的是严肃的反思——对历史境况的反思，对人生际遇的反思，对存在的反思。
王小波的幽默不同于昆德拉的幽默：前者给人轻松愉悦，后者偏于深沉冷峻，理性的冷峻。
同是勘探存在，昆德拉侧重于理性的揭示，王小波则倾向于引人反思；前者偏于解析，后者偏于映显。
就小说艺术而言，小说是忌讳说理的。说理是哲学的优点，“哲学究理，小说事事”。正因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大段说教，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败笔，是经典中的瑕疵，不论托尔斯泰有多么惊世骇俗的宏论。昆德拉的小说中有大篇幅的小论文式的解析文字，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文字并不是直接揭示存在的“哲学思考”，而是质疑性的假定的“文学思考”。它的目的在于表现出“对生活的某种可能性”。从传统小说的角度看，它的确犯了忌，但从现代小说的角度看，它是对传统小说的颠覆，从某种意义上开拓了小说的本质领域，使小说之剑更加锋利地直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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