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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绅介这个名字忽然又频繁地在国内露面。两本和小川绅介有关的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和《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分别由华师大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在最近推出；小川绅介历时１３年完成的生前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牧野村千年物语》（１９８６年），也在金秋十月的云之南上海纪录影像展上亮相。
但今年已经是小川绅介逝世后的第１５个年头了。
任何一本有关日本电影史的书籍都不会遗忘小川绅介。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影坛，纪录片以一种极为激进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小川绅介。小川绅介在如今的日本日渐式微，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他很有意思，但电影看不下去”，这是小川绅介研究者的经典评语。
但小川绅介的中国“追随者”们依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他，甚至继续从他那儿汲取着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小川绅介的纪录片精神。当年正是小川绅介为刚刚萌芽中的中国新纪录运动添了一臂之力，而小川绅介在中国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在他自己的国家——９０年代初中国新纪录运动刚刚萌芽，小川绅介的作品被当时年轻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介绍到国内，自此影响了之后整整一代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包括如今提倡草根、开放和为促进公正而努力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影响
１９９１年夏天，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日本福冈参加亚洲电影节时，接到了主办方的消息，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询问他是否愿意去东京见一面。“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在世界电影史上提到过他的作品的名字，但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当时的吴文光“凭着热情和直觉”刚刚拍完了《流浪北京》，一部讲述８０年代末北漂艺术家在北京追梦的纪录片。在几天后的见面时，他兴奋地努力捕捉着面前这个为纪录片工作了近３０年的老纪录片人的每一句话。“非常震撼我，特别是他关于纪录片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
小川绅介是以１９６８年拍摄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而迁移的纪录片出名的。他出生在东京，战时回到乡下长大，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执著。当政府征用土地建造机场时，农民反抗了，小川带着摄制组一头扎到第一线拍摄，一拍就是６年，完成了令人震惊的７部《三里塚系列》纪录片，一举成为纪录片大师。其中最知名的就是１９７１年的《三里塚之第二防线的人们》，而小川的该系列作品也逐渐从充满政治激情，转向了细腻地描绘农民的日常生活。
正是在小川的东京工作室里，吴文光第一次看到了《三里塚之第二防线的人们》以及其他几部纪录片，也见到了身材敦实、戴着眼镜、说话很多而且语速很快的生气活泼的小川绅介。２００分钟的《第二防线的人们》，无解说，无音乐，几分钟以上的长镜头特别多，“在这个完整保留的真实现场空间里，有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其中可以读出太多太多的含义。我想象不出使用镜头反复切换，或者推进特写等等什么样的技巧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分量。”吴文光后来曾经写文记录那个时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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