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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陷囹圄妻子别中国
1962年春，陈国治回国没几个月，已怀有身孕的许贞淑也从朝鲜来到中国与丈夫团聚。
许贞淑的到来，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将她安排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上了一名药剂师。
当年秋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夫妻俩给女儿取小名为“小贵”，寓意“在贵阳出生”。
女儿的降生，给这个特殊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由于工作调动难，当时还在凯里工作的陈国治只能在周末从百里外赶回贵阳与妻女团聚。
正当生活稍有安稳，“文革”开始了，一系列莫须有的帽子扣在了陈国治的头上。
1965年2月，才当上父亲3年的陈国治，因担心女儿吃不饱饭，趁在食堂工作的便利，偷偷把10斤大米和10元人民币拿回家。不久，事情暴露，他被打成“四类分子”，下放到当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当年8月，由于许贞淑的出国签证期已满，加之陈国治又在坐牢。对未来生活没有把握的许贞淑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国。
在离开贵阳前，许贞淑给陈国治留下了一封长信，信中她表达对陈国治依依不舍之情，同时也说出自己的艰难处境。
1968年2月，陈国治出狱了。
回到单位不久，他又被下放到另一家下属单位去放牛。痛苦中，他曾想过自杀。但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妻女，哪怕隔得很远，说不定有一天她们要回来。就是这份牵挂，促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1972年2月，陈国治又被遣送回到原籍雷山。1974年1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再次被逮捕入狱，接受改造。
一连串的打击，已使陈国治身心憔悴。1977年，陈国治被转至凯里监狱。到1982年，已是50岁的陈国治被释放，到原单位办理转档案手续，那知，档案没了，陈国治变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
为了维持生计，陈国治在雷山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花像馆”，生活勉强过了下来。在这期间，也有人“穿针引线”，介绍他成个家。但经历过大磨大难的他，一心只思念着朝鲜的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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