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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80年代出生的青年文学创作者创作势头旺盛,他们被媒体归为“80后写作群体”。上海更是形成了拥有韩寒(韩寒腾讯博客)、郭敬明
、小饭、蒋峰、周嘉宁、苏德等诸多青年作者的“80后”核心团体,并显示出“登堂入室”的趋势。然而,令这批青年创作者尴尬的是,一边是他们的作品使出版社趋之若鹜,被媒体爆炒,市场行情看好,另一边却始终没有进入主流的文学刊物以及文学批评的视野。
7月8日,上海作协召开“80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研讨会由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褚水敖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萌芽》主编赵长天、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以及郜元宝、杨扬、郏宗培、夏德元、李其纲等与陶磊、蒋峰、小饭、周嘉宁等十多位“80后”文学创作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很不容易,但有局限需要突破”
褚水敖首先对这批“80后”作者的写作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的创作潜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当前上海文学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推出一批新人新作以显示上海文学新生力量的风采。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作者队伍,有望成为这支文学新军中最具活力的劲旅。
“谁说在商品社会文学终将死亡?”评论家王纪人认为,“事实上一批批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正在校园里涌现。在课业的压力下,文学人就是他们的所爱,他们视写作为平衡自我的想象力游戏。在写作的题材和方式上,他们并不像‘70后’部分作家那么自恋,也并不热衷于自传或半自传的作品,但是由于耳濡目染的后现代文化,接受的也主要是中外当代乃至当下的文学,再加上少不更事和阅历的短浅,至少目前看来还不能产生很厚重的作品。”
“这些孩子能在这样的年龄出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阅读量和知识面远远超过当年的我们。他们的写作,最贴近同龄人的生活,受到同龄人的欢迎。”见证了一批“80后”作者成长历程的《萌芽》主编赵长天在肯定的同时也表示了一定的忧虑。他说,如今对“80后”作家已经被媒体划分成为市场写作的“偶像派”和纯文学意味浓厚的“实力派”,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80后”的写作中存在对现实社会经验缺乏的现象。这批写作者对文字的驾御能力和对细节的敏感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突破有限的空间、用自己的视角展现更为深广的现实生活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萌芽》编辑李其纲表示,“50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欲从文学中寻找政治学、社会学层面的意义。而今的青年写作者,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定位上与上一代作家存在着很深的代沟。他们的写作是一种追求陌生化的写作,崇尚游戏精神,并不寻找意义。”李其纲这样概括,“以《幻城》为代表,很大一部分‘80后’作者从动漫、网络游戏中寻找创作资源,有语言陌生化、叙述反经验化的倾向。”
“媒体的无聊导致了我们被误读”
几位文坛前辈发言之后,被称为“‘80后’五虎将之一”的蒋峰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媒体究竟对我们了解多少?
“80年代只是我们出生的年代,我们这群人中的严肃写作并不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而所谓的那些特征仅仅被畅销却并不优秀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媒体很不负责任地概括了我们的写作。”蒋峰举了一次亲身经历,“前一阵子,甚至有评论家打电话问我,说我要写一篇‘80后’的评论文章,但我实在没看过你们的作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写作究竟好在哪里,什么地方不好?”这番话引来了“80后”一片无奈的笑声。已出版三部长篇的周嘉宁则指出,媒体不读作品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但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媒体的记者是被出版方派来做采访,极具功利性。媒体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的个人经历上是否存在可供“暴料”的地方。往往出现在媒体上的文章和采访的内容相去甚远,甚至匪夷所思。
周嘉宁同时指出,评论界作为媒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写作缺乏关注。“80后”渴望能够有关注他们的评论家,哪怕这些评论充满了指责也是对写作具有帮助作用的。
“用郭敬明概括‘80后’的写作,毁了我们整体的形象”
“人的灵魂有高低贵贱,作品也一样。而如今,越是一般的东西越是大行其道。”“‘80后’五虎将”中的另一位作者小饭认为,郭敬明的《幻城》只是迎合了一部分喜爱动漫的低龄孩子的阅读口味。一种娱乐大众的读物却被提到文学的高度,就会让人很不舒服。他不反对郭敬明靠书赚钱,但以这本书概括“80后”整体写作特征,是对全体“80后”的污辱。
唐一斌也持相同观点:“由于商业上的成功,像《幻城》这样的作品,被当成了‘80年代后’的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把严肃的写作和商业写作归在一类是很不妥当的。仅仅因为《幻城》这类作品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而将郭敬明视为‘80后’写作代表人物,是对‘80后’写作群体整体形象的毁坏。”
关于作品的畅销性和可读性,“80后”的创作者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嘉宁认为销售过百万的《幻城》对她个人来说存在着很大的阅读障碍,“《幻城》在语言上十分唯美,很见功力,但是在小说的构架以及讲述故事的能力方面都很不成熟。”
“请不要给我们贴标签”
刚出版小说《钢轨上的爱情》的苏德指出,评论家不应该给我们贴标签,我们这批人惟一的共同点只是成长年代的相同,除此以外每个人的特点、甚至写作方向都是不同的,写作者和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少年作家”、“80年代后”的标签就和前一阵命名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一样,是十分荒唐和无意义的。
除了“80后”这样的“标签”,苏德还认为“缺乏阅历”的评论同样也是标签的一种。“阅历的多少,并不能依照年龄划分。20岁的人的体验也许远超过50岁的人。”而对于“‘80后’写作缺乏生活经验”的评论,苏德同样认为这是以年龄在判断他们的写作。而周嘉宁则表示生活让他们遇见什么,他们自然会有所改变,目前的生活如此,写作自然是反映自己当下的生活。
动漫、游戏是不是能够涵盖他们写作的主题和素材来源?唐一斌表示:动漫和游戏绝非他们的创作主题更不是素材的来源。而他们写作的风格也并不仅仅是唯美、虚幻,事实上小饭的作品极具想象的能力,而蒋峰的作品已经触及到“底层”的问题,他们和其他年龄的严肃作家一样纯文学。
“我们进入批评视野,为什么这么难?”
为什么“80后”的创作很难进入严肃批评的视野?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很少发表在严肃的纯文学杂志上而是直接出版成书?记者在会后采访了周嘉宁,她表示,一方面是自己并没有想过要发表,并且往往在自己创作的小说还没有完成之时便有出版社前来联系,整个过程是十分匆促的,所以并没有机会先发表再出版,另一方面在于杂志和作者两方面都存在缺乏沟通的问题。好在会后已经有《小说界》等杂志主动联系他们,她表示“80后”也应当积极地把自己的作品通过纯文学杂志展现出来。
同样身为“80后”一员的陶磊在《“80一代”文学创作潜流略述》一文中将“80后”缺乏评论界关注的原因归纳为普通媒体和评论界双方的过激反应。所有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只要能够写出足够拼凑为一本书的文字,就被冠以“少年作家”之名,由出版社介绍给了公众。好的小说出现了,而好的评论者没有发现,其实往往不能完全归咎于评论者。与自己所鄙视的价值判断标准保持距离,是每个人的自然反应,评论者也不例外。只从报纸、电视、网络上了解信息的评论者们认为,既然这些媒体总是大惊小怪眼光低劣,而他们最为关注的作品也不过是这样的准垃圾,那么有什么必要把“80一代”当一回事呢?殊不知这种刻意保持差异的心态,正是受媒体影响很深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过激反应。“80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通媒体和评论界的双重过激。一方只希望用眼球指针来左右他们,另一方不愿意正视他们现在的努力。于是在“商业”和“文学”两个怀抱之间,他们处境尴尬。
“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其实有不少”
陶磊认为“80后”创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已经对他们的创作构成挑战。出版社一些不正规的举动已经对创作构成伤害。例如某些出版社与一些年轻作者已经签订合约,作者领取年金按合同规定的数目交出作品;还有一些出版社拖欠版税、一些编辑利用出书骚扰女作者的情况也有所发生。出版社一手营造了明星梦和出书梦,一方面又做出伤害年轻作者的事情,他不禁发问:出版社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小饭也在会上呼吁是否能对一些真正优秀的作者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支持。
“80后”的写作与年长的编辑、批评家仍旧存在着无法逾越的“代沟”。他们希望和前辈们能够进行换位的思考,能够进行更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不着重点的泛泛而谈。
“80后需不需要过多的保护?”
评论家郜元宝认为“‘80后’作家并不需要过多的保护,这种保护的心态只不过来自于中年人的恐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少年作家?为什么要把这些个体概括成一个群体这恐怕还和文坛不景气的现状有关。”
评论家陈思和对“80后”的鼓励赢得了年轻人的掌声,他说:“对于写作来说,一个人的年龄并不代表什么,年龄也不能成为掩盖缺陷的借口,况且20出头的年纪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正是崭露头角的最好年纪。在这样的年纪,巴金
已经创作了《灭亡》,曹禺已经捧出了《日出》,张爱玲已经喊出了‘出名要趁早啊!’”
原定2小时的会议,3小时过去还是意犹未尽。会议接近尾声时,叶辛表示:“今天这座谈会,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作家座谈会。我很想了解今天的年轻人在写些什么,也很想让作协和青年作者们有所接触。上海的文学事业,因为有了他们,一定会更加辉煌!”
[责任编辑:dyy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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