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以下是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58年大跃进时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那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准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1970年初回来以后，情况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但是，即使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实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做的。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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