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所谓的学术名星,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恐怕都与吾等平民不一般,显得如此博奥精深,而且忧思长远,动辄就是“人类的命运”。余秋雨先生(点击进入博客)就是这样的一位“哲人”,虽然只有六十一岁,但他却已经对“下一代人的文化人格”这个命题有了思考,眼光之远、胸怀之大,令人折叹。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称“在文化面前谁也不能当老师”的余大师如此感触?原来,余秋雨日前应邀到共青团上海市委演讲,面对的都是年轻一代——正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惯为人师的他自然要摆出长者风度,对后学们表达一番“忧虑”。
对“下一代人的文化人格”的寄望,余秋雨还有个美好夙愿。这里还是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一周之前,我收到杨澜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她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过一百年后拆封,让那时的人们看看一百年前的中国人都在想些什么。”
正是杨澜的这番建议,让余大师来了“灵感”。但在百年之后,用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再来看当今的中国人,这一构想,杨澜恐怕过赞了。此话怎说?一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会否收藏余秋雨的文章?二来,余秋雨的文章一百年后是否还有人看?都值得质疑。况且,余秋雨所框定的当下国人的文化现状也恐怕不尽为实吧。
然而,若有这样一种机会,余秋雨自然不会放过,要不他也不会就此话题津津乐道了。况且,虽然已是“耳顺”之年,但他仍渴望能用某种纪念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大师之名刻在大学的殿堂内,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价。
近年来,余秋雨毁誉参半。一方面,他挂了个学术明星的光环,而且又喜欢被人称之为大师,社会地位陡升;但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曾经畅销一时的“文化散文”系列如今却不太灵光了,原以为可以功成名就地“封笔”,但不甘寂寞的心态始终在作祟。
这样的余秋雨,真的是为了发扬所谓的文化人格么?否也,说到底还是为了追名逐利。余秋雨说,对于社会上对他个人的争议“并非坏事”。当然不是坏事,而且,最好能够争它个一百年之久,那样的话,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就能占得一席之地,也不枉争大师之名而辛苦一场了。
只是,一百年后,谁还会记得余秋雨?谁又还会去读他的文化散文?一个在学术上建树不深、对文学、文化思想也无多大贡献可又喜欢卖弄的人,中国文化史恐怕容不了——不是庙太小,而是和尚的经念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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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haolu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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