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近日，有中国经济网援引某媒体报道称，学者余秋雨日前在上海对易中天所面临的争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今文化界的争议与其说是争议不如说是误导。我和易中天都不是争议作家” ，这就再一次将公众的视线引向二人。
巧的是，大约1年半前，易中天也针对有人质疑他“越来越像余秋雨”，表态说“要向余秋雨致敬，毕竟是他迈出了参与社会建设的第一步。但必须声明，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请不要混为一谈。”
今天，我们特转载该文，看看易中天眼里的余秋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此文原载南方日报社《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版）
易中天，籍贯湖南长沙，1947年生人。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后来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易中天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作品有《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破门而入》、《艰难的一跃》等随笔体学术著作，还写了诸多杂文，甚至还写小说。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 张英
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拥趸们，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自称“乙醚”。那么，易中天是做什么的？
乍看起来，易中天似乎什么都做，他很忙。2005年的他，除了在全国各地演讲以外，还出了一本新书，赢了一场官司。
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4个月就卖了5万册。
官司赢了。2004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海默编写的《中国城市批判》一书，因为抄袭了易中天《读城记》一书4600余字，被易中天告上法院，索赔26.8万元人民币。经调解，易中天的索偿额降到人民币110元，意谓“著作权维权110”，这场官司最终以庭外调解告终。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琢磨如何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所以写了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学术”但反响很大的文字。写作之外，易中天还广泛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因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易中天甚至被人称为“城市规划家”、“城市观察家”。自然会有“不务正业”的质疑。
2006年，易中天将一如既往地忙———他将再度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在电视上讲一年“三国”。在《百家讲坛》上的历史上，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年，这还是首次。
有机会忙成这样，易中天“道行”何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一书的热销，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该书也可以算作是易中天第一次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的结晶，其中部分内容以《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模板，通过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冲突，解读帝国体制的来龙去脉，历朝历代改革派的命运沉浮……
历史成败，系于制度
记者：现在很多人研究历史，事实上的着眼点却在于现实，比如吴思的“潜规则”。你的兴趣是什么？
易中天：我的兴趣是刨根问底。比如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我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以道德代替法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至于如何以法制代替道德，这不是我要做的事儿。
不客气地说，现在很多史学著作中材料罗列很多，但没有灵魂，没有线索，与其说是史学著作，不如说是史料学著作。
这个灵魂和线索，我认为就是逻辑，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打个比方，一粒种子种下去，接下来会生根，发芽，长枝，长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历史。一切过程已经埋伏在种子里了，我的研究就是把种子里面的基因找出来。
记者：在《帝国的惆怅》里你讲述了晁错、王安石等历史上的改革者，这些改革往往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易中天：历史上的改革者，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不是身败就是名裂，或者是身败兼名裂。这些悲剧人物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路，能够总结出我们今天必须避免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改革表明，发展到最后，成败不取决于一两个人，而取决于制度。比如王安石的改革。宋神宗受过西夏和辽的屈辱，一直想对西北用兵，但是国库里没钱。大家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马光的节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要抗衡一大批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司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最终只能盘剥老百姓。
司马光、苏东坡反对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最后的结局是个悖论，两难。王安石虽然有机会变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我说，不管什么朝代，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设计。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就不会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不能大刀阔斧，只能循序渐进。
记者：这个历史结论就是你对现实问题的方略吗？
易中天：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有历史感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一定是有历史感的，我们割不断历史。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弄清楚问题何以产生，否则就只能治标不治本。想治本就要研究“本”。我不指望我的著作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指望为那些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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