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小说取名叫《人间》有没有什么意义?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定下来的,还是起笔之前就和夫人想好的?
蒋韵:
名字好像是在写作中间定的。
李锐:
对,在写作中间我们决定叫《人间》。所有神话本来是不用描述现实的,都是写神仙、神鬼的故事,但是所有神话的对应物其实都是自己,就是说这个再神,但看到的都是自己。尤其是白蛇传重述,我们刚才讲了身份认同的普遍焦虑或者是普遍的困境。同时在这样身份认同之中,我们看到人类对于异类的排斥,那是很残酷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国发生的这样事情,全世界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包括欧洲的、非洲的、宗教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文化之间的。
主持人:
最后还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
李锐:
对,涉及到57年反右的。我们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这么多所谓的排斥、压迫、歧视背后有没有一种慈悲可以超越它,就是怎样通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反应出来我们对于人间的思索和探索,在经历这么多人类文明史上屠杀、破坏、追杀等等一系列不幸之后,人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个东西呢?我们并非是完全写一个悲剧、无望的人间让大家看,实际上不是这样。
主持人:
实际上是一种反思。
李锐:
对,是对这样的一种反思。当然我们小说也没有提供一个人类前途的方向,只是把我们的体验,把我们想说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古老神话的再叙述表达出来。所以说叫《人间》,其实这个神话是关于人间的故事。
主持人:
也有很多读者看了您这个白蛇传,会觉得有些困惑的地方,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会不会在您这个重述里面显得过于惨烈?因为这三段全部都是悲剧。
蒋韵:
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等等这种后来的叙述。其实严格来讲,白蛇传这个故事是一个不断重述的过程,如果大家看过西湖三塔记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时候白娘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白娘子,是一个抛腹挖心的人物,白天交欢,晚上就吃掉了,是这样一个形象。对于这个文本梳理是做了很多研究。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重述的过程,可能提这样问题的人会有两类,一个是过去看到断桥的人,还有就是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大家其实是定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在不断重述的,因为它不是科学的真理,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权利来重述吧,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
主持人:
您在小说里面,对于白娘子、青儿这些人物是给予了肯定,反而表现了人类的一个自私、排他、惟我独尊的情况,同时还有一个重述的人物就是法海,就是说他自己也在思考,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到底什么叫正义。
李锐:
对。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慈悲。我们把法海这个人物写成了矛盾式、悲剧式的人物,不是一个坚定地代表正义的一个镇压者,他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或者是坏人好事的反派,一个大胖和尚,大家很反感他。
主持人:
这里把法海写成了很有情,很丰满的人物。
李锐:
法海是坚定、虔诚的除妖人,要继承师傅的衣钵,最后他自己也染了病,喝了妖怪的血才能复活,自己也成为了救妖怪的一部分,在那种疯狂情况下,不得不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面临了一个人性的选择。刚才你说人都是自私的、排他的,好像妖怪都是善良的,其实白蛇、青蛇,包括法海的大彻大悟,都是人的大彻大悟,都是人的善良。因为小青和白蛇两个人来到人间,是要过人的日子,他们想过一个善良的人,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间的生活,这是他们最简单的原来的想法。所以三千年才修行成了一个人。
主持人:
法海说白娘子没有承受人的苦,这个时候白娘子就问法海:“那妖的苦又该怎样理解呢?”。
李锐:
对。
主持人:
这个故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人都了解这个神话,您写它的时候,是怎样考虑对于传统的一个继承,又希望在哪里突破和超越呢?
李锐:
如果对比以前的白蛇传,或者是白蛇传在雷锋塔的故事,其实这个主要故事我们都保留了,包括法海这样一个除妖人的形象我们也保留了。包括我们叙述的契机也是从原来内容当中转过来的,比如说法海在雷锋塔上说过,“江河不起,西湖水干,雷锋塔倒,白蛇传在世”。1924年雷锋塔真的倒的时候,就给了我们重述这个神话人物重新出场的一个天然机会,这个不是假的,雷锋塔1924年9月25号真的倒了,鲁迅先生还为此写过杂文,当时非常隆重,报纸还写过这个事情。这是我们重述的契机,包括粉孩儿,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原来就有一个许世林,他们有过一个孩子,只不过原来那个孩子是完全世俗的,什么金榜提名的这样一个人物,而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变成了一个人妖的产物。
主持人:
他是明白自己和其它人的区别。
李锐:
对,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是同类。我们没有完全地另起炉灶,这部分就是继承。所谓突破的部分也很重要,也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之中越来越深入的,就是对于人性深度的探索。当然我们依靠探索深度的情节和具体困境,就是所谓身份的认同。这是原来的故事里所没有的。原来故事里讲了一个平面的佛教,我们这里有相当佛教的因素,比如说因果报应,原来在戏剧里、舞台上,许仙是佛祖之前的白灯侍者。这个结局和开始是一个直线的,没有悬念可言的,一定会是这样的。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转世而来的白蛇,再一次经历了她人生的悲剧,这是双重悲剧。千年之前的前生前世经历的一个悲剧,千年之后的今生今世又经历了一个悲剧,是经过了双重悲剧,当事人的我,好象有了一个回过头来看别人的今生今世,这是一个双重悲剧。这个双重悲剧表达了我们所想表达的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对于身份困境认同的理解。就是说,人们被自己的身份认同所困境的煎熬,又因为这个煎熬更加深了这样一种困境。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不同于原来故事的地方。
李锐:
而我还要讲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这样的突破,和我们这样对于人性的表达,是我们借鉴了一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借鉴了佛教的因素,比如说佛对于善恶,佛教对于慈悲,这是一个终极关怀。我们写的过程当中应该接触了这些佛教的东西,才醒悟到、也才反省到佛教对于人性、本性、人生的困境非常深邃的思考,而这一切就使我们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使我们在讲这个白蛇传故事,讲到人性、终极关怀、慈悲或者博爱这样故事的时候,已经不是全盘西化,不是简单地重复。
李锐: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有些作家的作品,讲到人权、人性,不言而喻好像都是西方的,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跟中国无关。实际上我们想一讲,东西方有很多交叉的东西,不仅仅是佛教,中国儒家里也有这样的思想。这个交叉其实是中国作家用方块字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使我们的创作能够丰富人类的普遍价值,而不是仅仅我们的方块字重述别人的价值观,有了这个丰富,有了这个属于你自己的独创性的丰富,你的中国文学才可能说,我丰富了世界文明,才有价值,才有你的贡献。如果你永远是别人的复述者,永远是别人的副本,那么你的创作首先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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