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芬:
这么多年您对文化的呼吁,国家有什么样的回复呢?
池莉:
我在人大的每一个参加的议案和建议,国家都有回复,每一件都有。我们做到了哪些还没有做到哪些?我们将会怎么做都有的。每个问题必答。这个做得很好。成效就是我能看得出来的,比如说我在前五年,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交通治安的问题,贫富差距这么大,我们心里会惶惶不安,觉得社会这样下去会非常不稳定。我们小组提了问题:就是什么叫幸福?大家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的和谐叫“幸福”,这一届我们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我觉得它就是政府在积极地在思想上的转换。现在更注重和谐社会的建设。
芬芬:
更注重幸福感、幸福指数。
池莉:
对,不光是经济增长指数,而是注重污染的指数。还加大了对农民和民生的投资,这些问题都是我在前五年想过,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
芬芬:
您作为人大代表提了那么多意见,政府还是有反馈?
池莉:
我觉得作为人大代表还算比较称职吧(笑) 。
芬芬:
当了十年的人大代表,您觉得您关注的领域方面有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也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展的情况。
池莉:
十年前关注的事情小一点,少一点。比如说教育,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义务教育,我指在城市义务教育的学校改制问题,给城市大批人群真的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本来孩子完成义务教育是国家应该提供的教育权益,但是他到了小学毕业之后开始择校,很多学校改制成收费学校了,我就会非常关心具体的,而且关注各个地方的情况。然后我们写议案,我们是30个代表联名才能形成一个议案,希望代表很慎重,要有足够的调查研究。从这些小事盯着看开始,逐渐逐渐我觉得我的视野越来越大,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到很多的地方去,人也越来越冷静吧,就会思考,既看到老百姓、群众很多和困难和问题,看到政府的困难,改变提供议案的方式,而不是让政府做不到。但是文化问题我一直在关注,十年才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芬芬:
您是经过深思熟虑,也是等到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关注到这个领域。这个领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也需要大家更多地去号召,去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
池莉:
没错。前五年经济没有那么好,财政也没有现在好。现在经济很好,也出现了一些富人的阶层,我希望国家在政府的引导下,用各种方式,比如说减免税收让这些财富资源转换平台,为公众服务。五年前可能条件差一点,这五年就比较成熟。今年政府财政超收了很多,比较有钱,所以我们就觉得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比较成熟了。
芬芬:
发展更多我们精神层面的东西?
池莉:
没错。
网友:
当了十年的人大代表,您还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池莉:
我不太清楚是指哪一方面的遗憾?
芬芬:
他可能是指对您所关注的领域还没有及时地关注到,或者还没有得以把这方面的问题很好地解决。
池莉:
我觉得遗憾也有一个大遗憾。因为我心里有点着急。你看北京它就是一个大都市了,比世界上其它大的都市,从建筑上来看并不差,着急就是说内容、内涵,人幸福吗?人安宁吗?人安全吗?等等,这些还是比较着急,比较遗憾。觉得我们慢了,或者错位了。
芬芬:
没有跟上发展的节奏?
池莉:
对。我对政府对我议案回复我觉得没有遗憾。因为我知道政府工作的艰难,不当人大代表或者不当作家或者在别的行当,比如说医生什么的,都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有多么难,真的非常的难,这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芬芬:
这个难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首先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池莉:
国家机构可能相当庞大,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一个问题的提出到最高层要经过若干若干的台阶。到达最高层很可能因为哪一步的原因就到达不了,沟通不了,即便最后好不容易到达了,再反馈下来又有很多部门,在哪里出一些问题又勾住了。好不容易过来了,又有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不同的理解,人的配合,钱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区域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做不成了。还有各种意见矛盾等等,还有人事之间的。比如说我就不喜欢你,就不和你配合。这是最小的,然后到具体的人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跟你配合。所以,在中国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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