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这么多年奔走在田间乡村，也都是为了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些保护。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想您更多谈到了我们对于文化人一种责任的反思，您觉得我们文化人在这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又如何去更多的体现我们这种力量呢？
冯骥才：我觉得是这样，文化人的作用它包括几个方面，首先的作用是他引导的作用，因为他跟政府不一样，比如拿保护来讲，保护力度最大的是政府，所有的遗产，实际保护都是政府保护。因为民间没有办法保护，您说长城谁能保护？哪个知识分子能保护？哪个研究所能保护长城？只有政府能保护。所以为什么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来审批，因为联合国是代表各国政府的一个联合的组织。所以只有政府才能保护。那么知识分子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我觉得主要起一个先觉的作用，他是一个文化的自觉。知识分子就是说当整个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先倾斜。如果社会过于公立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给人们一点梦想，在社会里他是调节人们精神的，他是关注人们精神命运和精神状态的，所以知识分子首先他是先决的，他要起一个引导公众、影响公众的，用思想影响公众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因为我是搞文化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界的、文化学这方面事情的。我们还有一些专业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带来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把它挖掘出来的，它需要鉴别。
主持人：对，这么多繁琐的工程，需要很长时间一个具体的操作？
冯骥才：对，它需要鉴别。你比如我们现在的文化遗产，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实际从民间文化，从文化角度来分三个部分，一个民俗的部分，一个是民间文学的部分，一个是民间艺术的部分。比如民俗部分，民俗是很复杂的，比如它有节日信仰的民俗，有它生产、生活的民俗，有它的商贸民俗，有它的婚丧嫁娶的民俗，有起居饮食的民俗，各方面都有民俗，而且这个民俗因为地域不同，这些民俗也都不一样，也是千差万别。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由专家来鉴定它，它的文化价值，它的历史价值，需要鉴定。然后还要把它分类，因为每个地域，它是属于哪个地域的，都要研究了，确定了它是属于什么的？才能够确定这个东西，在保护应该属于哪个范畴的保护或者用什么方法保护，或者怎么把它记录下来，这个都是我们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您可以说最早从90年代初对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关注，而且曾经也是通过您自己的卖画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您肯定也是碰到了许多的阻力，都曾经碰到过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国家这方面或者说我们公众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冯骥才：困难我觉得是肯定有。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上上下下好像都没有特别清楚这个东西的意义。
主持人：对。
冯骥才：可是我们面对的对象，比如这个遗产，就是在大量消亡的时候，您要让人们从不认识到认识，认识它的价值，让人们原来没有这个眼光，来认识这个眼光。
主持人：从观念上彻底的改变？
冯骥才：对。我在去年国际文化遗产日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过“遗产”这两个字。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对遗产的认识，就是认为什么是遗产呢？就是父亲、母亲留给我们的物质性的、私有的东西叫遗产。所以我们有家庭遗产、个人遗产。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认为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还有公共的精神性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时代留给另外一个时代的，属于这么一个遗产，这个遗产就是“文化遗产”，这个文化遗产是精神的。民族的基因，精神的基因，它的传统，它的价值观是在这个遗产里面，包括它的审美，特有的、特定的审美是在公共遗产里面。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的同化，它把所有的文化都要变得一样，所以联合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时候才有一个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概念，这个过程是很了不起的。人类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人类整个的历史上是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从渔猎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就是在五千年到八千年之间，因为在那个时期人类没有遗产的观念，所以我们基本把渔猎文明的遗产全扔掉了，所以人们对渔猎文明没有记忆。那么现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的转型，这一次如果我们不把农耕时代留下来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人类这块历史也变得空虚了，它就形成整个文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要让公众都认识到这一点，我想它不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当然肯定有经费问题，因为它支出太大了。我在政协有一次开会，李长春同志问我，他说冯骥才你需要多少钱，因为很多文化单位都叫苦，说我们需要经费，我们需要经费。
主持人：您给他报了什么数字？
冯骥才：我说得十亿，全场惊呼，不但惊呼，后来散了会以后，大伙儿说你要疯了，找长春同志要十亿。我当时解释了一下，我说我们的文化太大了，我们的文化比长城大得多，我们56个民族，我们遍地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用十个亿启动这个事情，实际并不多，我们有30个省，30个省分十亿，我们有这么多的村庄和城市，一个地方才多少钱呢。我昨天看报纸，说这一次刚刚定下来的，文化遗产最近的投资是12.5亿，我觉得国家是越来越清楚它的重要性了。特别是我们去年通过政协不断的提案，国家确定了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日，实际也是为了公众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困难就是没有学者。
主持人：没有学者，没有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人？
冯骥才：因为我们文化太多，太博杂，而且太丰富；但是不是每一个文化遗产都有学者的。我们有很多地方，一个人没有，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东西特别好，可是我们现在找一找没有人研究它。可能我们下去的人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安排人，所以有些地方因为没有人研究，也慢慢就消失了。
主持人：很重要的价值也没有被它重视？
冯骥才：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是消失的太快了，我说过这段话，我说现在做得努力再长一万倍，最终能解决了文化遗产的一万分之一，我觉得是大幸。你比如去年开始做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工作，去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评了160名国家级的文化传承人，这样一批一批，今年马上还要评，去年评完以后，今年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已经死掉两个了，就是我们的文化消失得太快了。有很多的地方，比如我都认为我们没有去的地方，实际这个地方就在这两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是尽快地把普查工作做好，做好记录。
主持人：先做好普查，做好记录，然后做好各个地方的一些博物馆的建设？
冯骥才：嗯。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您的多重身份，既是作家，又是画家，又是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的专业人。您是如何定位您自己的身份；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您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哪方面呢？
冯骥才：我现在身份不重要，还是我做得事情重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所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还有他的精神的命运，这可能是我最关注的。比如说在80年代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们刚开始改革，那个时期人们的很多精神问题，因为那个时期经过文革，人们命运的因素比较多。现在文化问题凸现出来了，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未来的精神。
主持人：你还用写小说的方式告诉？
冯骥才：我觉得现在写小说是来不及的，写小说的话多少村落就没有了。
主持人：都是通过亲自做行动？
冯骥才：我觉得写小说让人们认识这件事情，还不如你把道理直接告诉人们好，我觉得小说的方式太曲折了。我现在暂时放弃，但是也没有全放弃。比如去年忽然几天的时间写了两个短篇，因为肚子里总是小说很多。比如一个人他从事文学，他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感知和记忆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频道。
主持人：一个储存空间？
冯骥才：他自然是从文学的眼光观察生活。比如他是一个画家，他一定要用视觉观察生活，他观察了以后，他不断的有意或者无意记录下来储存下来，这个最主要的储存不是素材的储存，而是感觉的储存。他储存的多了，他可能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问您，也不耽误您过多的时间，因为这个平台是网络，我也关注到您博客空间里面写的，对于文化遗产日非常长篇的一个作品，也有很多网友提了，有这样一个网友有这样一个意见，中国其实是缺少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没有给它很好的土壤，它就是一颗种子它也发不了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平台也是强调文化的，您想对我们众多网友，就是从保护古村落文化也好，保护这种传承民族文化或者更多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来说也好，能不能给他们说一点什么？
冯骥才：这个网友说得我很同意，我们缺少一个文化的氛围，实际我认为缺少文化氛围，是缺少我们对精神的关注，缺少精神至上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商品化的社会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是物欲横流的那么一个时代。所以我希望年轻人更要关注精神，因为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动物里能够超凡脱俗的出现，就是人他有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历史、我们的文化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我们缺少这个文化氛围，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文化氛围负有责任。如果大家都关心我们的文化，包括遗产，也不完全是遗产，也包括当代的文化、艺术，也包括美，我们都关注，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城市，这个关注既有个人的兴趣，也有我们对公共的文化的一个责任。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社会文化的氛围就会越来越浓，我希望大家都努力。
主持人：谢谢冯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我们众多网友不要辜负您的这样一个期望，谢谢您。
[责任编辑:al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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