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认真总结之后，办公室决定再办第四届书市和第二届交易会。本届交易会因为要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所以名称改为“全国图书交易会”。而之所以改名为“交易会”而不是“订货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办得非常成功、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广交会”给了大家启发，希望能向“广交会”学习办会经验，把这个出版发行行业的订货会办成有社会知名度的书业“广交会”，并坚持一年一年办下去。“我们那时就有这样的‘雄心’。”王久安笑言。
因为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会，距天安门仅一步之遥的便利条件，加之当时天安门城楼刚刚对外界开放，组委会特意出钱请参会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极大地满足了全国各地书店和出版社业务人员的兴趣。以至于从那时起，就有参会代表戏言：“我们不光是出差去参加订货会，还是去旅游呢。”
本届交易会为期五天（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３日），接待书店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展单位９４家出版社，共成交码洋２０００万元，大大超过了上届订货数字。
因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交易会停办了一年。１９９０年春，中国版协向新闻出版署申请办会得到批准，５月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继续举办１９９０年首都图书交易会。
筹备期间，得到上海出版界正在举办沪版订货会的消息，交易会办公室立即派人去上海取经，带来很多办会的好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把订货会会场和书店代表住处连在一起，方便店社洽谈业务和订货。为此，交易会办公室改变原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设展厅的决定，把展厅移到西郊玉泉饭店书店代表住处。
与前两届参会代表分散住在各个招待所不同，第三届交易会组委会包车从北京站把各地的代表直接接到玉泉饭店，吃、住、订货都在一处。这一重大改变受到店社双方热烈欢迎，报名参会的有２００多人，可最后一共来了８００余人。这意外之“喜”却也“愁”坏了组委会——吃好办，可以分两拨；但住怎么办？玉泉饭店把一些在住的客人提前“劝退”，还是住不下，有的代表抱怨“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情急之下，组委会不得不给北京的代表做工作：“要尽地主之谊，不能让外地代表受委屈。”于是不少北京的发行人员回家拿来被褥，直接打地铺。王久安感叹到：“这是我们最狼狈的一届会，确实没想到。”
本届交易会参展出版社１２８家，订货码洋３２００万元。经过总结，书市办公室对下一届办会提出了十点改进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有：交易会会场和书店代表住处在一起的做法是成功的，必须坚持；交易会应事先编印各社参展重点书目，提前寄给书店。这些意见，后来都一一兑现了。
在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交易会会场亟待提高档次，并相对固定化，不能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北京虽大，但在当时想找一个吃、住、展都在一起，交通方便而且价格适当的场馆还真不容易。经过多方联系，终于和工人体育场宾馆达成协议，第四届首都图书交易会就定在工人体育场举办。这一届住宿代表超过了一千人，又出现了住不下的问题，只好分流一部分代表到位于东直门内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去住。可代表希望集中在工体，所以出现了代表到了总参招待所不愿下车，坚持要去工体的小插曲。
本届交易会由于条件相对改善，大部分店社代表集中住在一起，白天晚上接触机会较多，信息交流和感情联络大大加强，交易会的功能开始多元化。整个交易会会场呈现出一片热烈的场面。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还专程到工体宾馆餐厅看望代表。经过四天的订货活动，１５６家参展单位共成交码洋８０００万元，又一次打破纪录。
首都图书交易会越办越大，越来越受出版界推崇。但交易会办公室是松散型的临时性组织，不堪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大家希望中国版协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来主办此项活动，同时也对当时出版社的薄弱环节——经营管理做些研究和探讨，帮助出版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经研究，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于１９９１年２月正式成立。时任新华出版社社长的许邦同志被选为主任，王久安被选为秘书长，出版界的老前辈王仿子同志被聘为顾问。一个能决策、能办实事、阵容强大的版协二级组织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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