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首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巴金被列在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第四位；2003年6月，由新浪网等17家媒体联合进行的大型公众调查结果也表明，巴金名列“十大文化偶像”之一。已经过去的世纪正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迈入现代的历史时期，巴金的创作所引发的特殊文化效应，无疑对正在生成的现代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结合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历史背景，探讨巴金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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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年初《灭亡》在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而走红，巴金三四十年代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五六十年代的《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以及八九十年代《随想录》、《再思录》，在发表的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对读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巴金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许多研究者已不满足于仅把巴金当作一个作家来认识，而开始把其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力图在文化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巴金对正在生成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直面社会感时忧国
在正式步入文坛之前，巴金就已有过将近10年的从事实际社会革命活动的经历。他早年从母亲和底层劳动者那接受了朴素的人道思想和质朴的正义观念。“五四”运动之后，他又从安那其主义者和俄、法国革命党人的著作中吸取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养分，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牢固的社会政治信念。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忘怀文学的社会使命。他说：“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激流三部曲》愤怒地控诉了封建专制的罪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制度的吃人本质；《寒夜》抨击了不公平的金钱社会、罪恶的侵略战争，以及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郭沫若说：巴金始终“是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反对暴力、表现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弄虚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助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自己的热情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透露出的是对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的渴求和呼唤，而《随想录》和《再思录》更是昭示了一代资深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和高度自觉的现实批判精神。
关注家庭思考伦理
在巴金的许多小说中，社会的批判往往是与家庭问题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从《激流三部曲》等小说对封建旧家庭全景式的描摹，《寒夜》等小说对“五四”思潮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家庭的关注，到建国后《团圆》等小说对革命家庭的赞叹，巴金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嬗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家”则更被赋以某些特殊的文化意味。因此，在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对家庭问题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关注。“五四”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率先从现代启蒙者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家族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具体形象的揭露。一方面，作者集中笔力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专制与不义、愚昧与残酷；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还展示和歌颂了封建家庭内部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抗，揭示了时代生活的变迁给封建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到了40年代的《憩园》、《寒夜》等作品中，他又就姚国栋、汪文宣两个家庭所潜藏的包括家庭观念、家庭道德、家庭成员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更为集中深入的探讨。《寒夜》在婆媳矛盾而引发家庭悲剧这一传统的叙事母题中融入了复杂的现代语义。作者通过汪文宣、曾树生以及汪老太太的种种艰难的选择提醒现代读者思考：在同一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克服观念冲突与性格差异而和睦相处？是相互理解与谅解，还是相互苛求与指责？是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家庭秩序，还是尊重人的个性，营造一种自由开放的家庭模式？而每一个人对家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又可以享有怎样的自由与权利？
在中国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巴金的作品继承和深化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为中国家庭模式的现代转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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