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多读者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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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的大型权威的文学杂志，但是编者却也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小说月报》第20卷四月号)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同前，十二月号)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1929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1933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中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些互不连贯的文字，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十分激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的梦，改为文学之梦，并将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倾注在文学写作之中，从此写作了一辈子。
因此，从《灭亡》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它后来产生的社会效应来说，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挚感情点燃了当时青年的心。他所倾诉的苦闷，他描写的杜大心的悲剧，恰恰正是表现了时代的苦闷，才会激起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
巴金沿着这样一条创作路线，继续写作了《新生》、《海的梦》、《爱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响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创作了以《家》(1932年)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后者既保持了原有的酣畅热情的笔触，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潜在内心的刻画，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在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家族史、两代人的冲突、礼教、乡绅、官府、学生运动……)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学领域里，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竟仍寥若晨星(在这之前，1929年曾出现了叶圣陶的《倪焕之》，但若用今天眼光来说，他的字数只能算中篇。稍后，茅盾的《子夜》发表于1933年)，像《家》这样史诗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呼唤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说是第一部。像高觉慧那样一些敢于向封建家庭挑战、决裂，投身创造新世界之路、个性鲜明的新青年的艺术形象也是崭新的，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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