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
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色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
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母亲和我不愿服输的精神让我们勇敢向前看，充满希望，坚信奇迹的发生，就像一对纯真的孩子，心怀美好。
我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色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而狗仔队在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从我记事开始，狗仔队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外出吃饭还是周末郊游，不管是母亲接我们放学还是带我们购物，狗仔队都会跟着我们，特别是在罗马。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坐继父的车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继父从一出家门就把车开得像飞一样，我从车后窗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狗仔队和飞速倒退的景物，心扑通扑通乱跳，疾驰的车速和不速之客让我感觉来到了赛车场。我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托斯卡纳地区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参加当地举行的一个芭蕾舞戏剧节。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这份工作几乎延续了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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