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亲被怀疑染上了当地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医生对她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帮助她脱离危险，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受了很大的罪，回来之后她曾经对我说，让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
在为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后，母亲却发现她自己不能吃饭了。为了治愈她的癌症，医生要求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这就是说，母亲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亲曾经向我们描述过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母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不能够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现在母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必须等待母亲开刀后的伤口愈合，然后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学治疗。我们全家人安排了时间表，轮流去医院陪她。我经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就开始浏览各种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忙就是几小时。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在癌症治疗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疗法从60年代开始基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整整30年人类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60年代，听起来几乎和中世纪一样遥远。
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
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
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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