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后母亲不再与外祖父见面，但是我母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我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外祖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赡养她的父亲。母亲有她自己的原则，并且一生都在坚持：每个人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不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例外。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
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
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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