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匪谍•小偷•流氓

李敖在坐牢期间，饱经了黑狱中的身心折磨，也饱阅了狱中万千怪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囚犯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司法的黑暗，也看到了政治与人生的荒谬。

１９７２年７月，李敖被关入军法处第二房时，他遇到了国民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范子文。这个特务头子在内斗中被诬为共产党，成了李敖的难友。他整天气鼓鼓的，动不动就大发牢骚，有一天，他对李敖说：“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其实真的共产党，国民党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出自国民党特务头子之口，李敖更加感到了那个政党的可憎和可悲。他点点头，笑着说：“你讲的对极了！对极了！”他想起了黄中国。

黄中国是一个在牢中做外役的大胖子，山东莱阳人，五十多岁了，整天提着塑胶水桶，为每个牢房送饭送水。此人生得肥胖而肚大，皮肤粗糙，面目黧黑，老实憨厚，混熟了，李敖戏称他叫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他们的牢房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与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一年的７月１４日下午，李敖正在刚转入的１１房休息，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哭喊由远及近，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接着１１房的铁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推了进来。李敖心中一怔：“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那从山东男低音里发出的嘶喊与绝望，使李敖为之一震。

原来，抗战前夕，黄中国不愿当农民了，只身跑到青岛，去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一结束，他就成了“汉奸”。１９４９年，他到台湾，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后因跟一些同乡人发生口角，被诬告，说他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等等，就凭着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１４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１１月１日清晨５点钟，１１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１９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又要问李敖问题，李敖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