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文化论战丹火录》

一、谁是文化的播种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经济开始复苏，但在文化思想界却比较混乱。１９６０年３月，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实即“违宪”）连任“总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自由中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给予揭露和批评，但在蒋氏强权的高压下，这种舆论上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因组织“中国民主党”一事，雷震被捕，殷海光等人受到迫害，《自由中国》杂志停刊。这块民主自由的“绿洲”，从此销声匿迹。也就在此时，台北的另一家杂志——《文星》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最有名的书店之一。

显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渐西化，“反对传统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闷和压抑之中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

而对这股“反对传统，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并未介入。他认为应该透过眼下这场潮流，寻求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寻找一个突破口，掀起风浪，造成时势，使现代主义的潮流超出学院的范围，对社会产生真正的、直接的影响。

于是，他找到了胡适。他要以胡适为典型，从胡适思想中找答案。

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又使他本能地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批评。他在５０年代发起并积极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事务并撰写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胡适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１９６０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打击很大。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和军队里，充满了浓厚的反胡气氛。对此，胡适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６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表了３０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是“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演讲中，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其隐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不给人民以自由，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震聋发聩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评“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后阶段对中西文化思考的一个总结。

该文的话题是：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

在文章中，胡适以“魔鬼的辩护士”（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 Ｄｉａｂｏｌｉ）自居，再一次抛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对世界近代出现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给予了热情颂赞。他指出所谓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唯物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自傲。东方古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ｔｈｅ ｃａｓ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们该当承认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护，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胡适的这一次演讲，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应和争议。著名学人徐复观首先出马，在香港《民主评论》第１２卷２４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指责胡适的演讲，说“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随之而起的，是一阵暴风雨式的围攻。演讲半月后，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于１１月２６日住进了台大医院。一月之后，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应《文星》主编胡汝森之约，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万字长文——《播种者胡适》。